孟欣：难忘1998
提起1998年春晚，很多人会记得王菲和那英合唱的《相约1998》。
其实，这一届春晚，本该有一个让人同样印象深刻的开场。
导演孟欣失去了那个特别的开场，她甚至差点失去《相约1998》。
中国周刊记者 焦东雨 北京报道
执导1998年春晚前，孟欣是央视文艺部最好的音乐类节目导演。两年后，她推出了《同一首歌》栏目，某种程度，这个自我复制能力极强的节目比春晚还成功。《同一首歌》引发的争议和突然停播，至今令人关注。而那一切，都还要从98年春晚说起。
从“歌会”起家
孟欣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省电台的文艺部主任，母亲是一名音乐老师。受家庭环境熏陶，1977年，她考入长春师范学院音乐系。
毕业后，孟欣先是被分配到长春市南关区文化馆，后于1986年调到刚创办的长春电视台做编导。
进台当年12月，孟欣创作执导了一台名叫《东北风》的歌舞晚会，赢得了代表中国电视文艺领域最高荣誉的“星光奖”。1990年7月，孟欣以这个“星光奖”为业绩正式调进央视。
《东北风》也是属于歌会，它的成功在于走出演播室。”孟欣说现在走出演播室是普遍做法，当时却是由于“电视台刚成立，没有演播室，我就进了电影厂，包装手段、舞美、灯光等表现手法基本都采用了电影那种形式，比较写实”。
《东北风》的成功也不只是因为可以大胆创新，“80年代，电视文艺不像现在这么繁荣，领导没那么多干涉。”孟欣回忆说。
进央视，孟欣接手了创办于1983年的《百花园》。1993年，孟欣把这个栏目改版成为《东西南北中》，这也是她在央视创办的第一个栏目。
1980年代音乐电视在西方开始起步，《东西南北中》开始播放MTV，成为中国国内第一台音乐电视节目。
随后孟欣又创办了一系列音乐相关的栏目：1994年《中国音乐电视》、1995年《音乐电视城》、1997年《中国音乐电视60分》。这为她后来执导春晚做了大量铺垫。
那是孟欣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时候真是有激情有灵感”。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在这年，孟欣第一次动心要竞标央视春晚。
早在1988年，孟欣就做过长春电视台春晚的总导演，但央视春晚才是他们这行的最高舞台。
“在我们同行里，娱乐节目的电视导演如果能做到春晚，就等于迈上了一个台阶；是比较高的目标，最起码是自己的一个梦想吧。”紧跟着，孟欣补了一句，“现在（还这么）看就不对了。”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评价孟欣很有天赋，也很努力。“她做总导演，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不像有些总导演开个座谈会，把活儿分给具体负责的导演，就不管了。”杨伟光还说孟欣的特殊之处在于“她是做文艺出身的，一个做文艺的导演要是没导过春晚或者没导好春晚，都不能算成功，所以孟欣很珍惜”。
孟欣提供的一个细节也验证了这一点。“创新从投标开始，那是第一次做PPT。不会做，就找了六家文化公司就同一个主题分别做方案，从中选出一个，再修改，最后送给领导。”
下注相约九八
孟欣和团队策划的竞标方案就以1997年香港回归为大背景。“我这台晚会，就是借助了香港回归这股特别强势的东风。”
“当时香港回归是特别大的事。作为央视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主题。我投标春晚，要没这个主题，肯定通不过。但是你光说，老百姓那也通不过。你必须用艺术作品去感染，让人们感觉你唱出了他们心里的东西。”
1998年春晚，充分凸显了孟欣在音乐方面的功力。
那年春晚，不仅有王菲和那英合唱的《相约1998》，还有刘德华与张信哲、毛宁合唱的《大中国》，张也等人的《走进新时代》，宋祖英的《好日子》，另外还有范晓萱和解晓东合唱的《健康歌》，以及刘欢的《好汉歌》。
其他节目：相声有牛群、冯巩的《坐享其成》；舞蹈有杨丽萍的《梅》；小品则有黄宏、宋丹丹的《回家》，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的《拜年》，赵丽蓉、巩汉林的《功夫令》，潘长江、大山等人的《一张邮票》，陈佩斯、朱时茂的《王爷邮差》（那也是陈佩斯、朱时茂最后一次上春晚）。
时隔十五年，再谈到1998年春晚的节目单，孟欣仍颇得意歌曲类节目的强势，“歌曲太强了，压住了其他作品。如果把这些歌甩掉，大家可能也会想起来，‘哦，那年也有小品’”。
但刘德华和王菲并不好请。“刘德华、王菲那是天王、天后级的，根本就不上春晚的”，孟欣回忆说。
刘德华不来，是因为要陪家人过年，另外他对三人合唱一首歌的设置也不满意。但孟欣最终成功说服了刘德华，“你就得说清楚，香港回归啊，大家马上就明白了……意义、内涵，不能主持人说教，我必须用艺术感染力去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多通俗啊，‘名字叫中国’”，孟欣小声哼唱了起来。
说服王菲更难，她不接受唱一首为晚会量身打造的歌曲，坚持唱自己的歌儿，更不接受两人对唱的形式。
但孟欣一开始就确定了，“必须有一首相约98”，而且这首歌必须由香港和大陆流行歌坛均处于大姐大地位的王菲和那英两人来合唱。
又是反反复复的思想工作，“得告诉她我们的艺术追求，能给观众留下什么东西，能给她本人带来什么样的提升等等。我做了十多年的音乐电视，得让她们相信你能给她整出一个惊喜来。”
团队里好多人反对，“相约98，到了1999、2000年，你这首歌就废了，到时候谁还给你唱，你不后悔么？”
孟欣就拿出罗大佑的《恋曲1990》来反驳，“无所谓。豁出去了。”她开始找正值创作高峰、灵感最好的人组成创作团队。很少有一个春晚总导演为一首歌付出这么大精力。
“你总导演得有要求，团队才能去做。如果总导演说，王菲有什么新歌，必须拿来，那王菲肯定高兴，但我没留下什么东西啊。我不能让你唱你的歌，我必须给你创作歌曲。”
现在来看，《相约1998》是一首成功的歌曲，可在春晚的传统里，这首歌绝对是个异类——在为春晚量身打造的歌曲中，主流是那种带有颂扬性质的“大歌”。
无法控制的因素
说《相约1998》是一个赌注，一点都不夸张。一台晚会几十个节目，却独独在一首歌上下血本。
“词都不是作词一个人写，大家开会一起说，‘春天’、‘心灵’，‘打开心灵，剥去什么什么’，一首词反复讨论了二三十天。”
“作曲怎么写，怎样才能把香港回归那种喜悦融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去？太洋不行，太土也不行；歌得好听，还得有难度；那英和王菲俩人能不能合作？”
编剧、词作家，写出《打起手鼓唱起歌》和《祝酒歌》的韩伟，曾作为主创为包括1998年春晚在内的四届春晚出谋划策，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选了两个大腕，她们的声音都太有个性，很难往一块和，很不容易合作”。
那英后来接受采访说，为了她和王菲的磨合，孟欣做了大量指导。孟欣回忆，“俩人从进录音棚就PK上了，在棚里练，回去各自练，再进棚，一遍一遍的录，直到最后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
在造型上，王菲接受孟欣建议做了香港当时最流行的发型和妆容：两边脸蛋涂上腮红，头上扎了两个小辫，身着一袭白纱裙。
在灯光上，孟欣一改春晚常用的红光，告诉灯光师，相约98灯光必须是蓝色的、唯美的。
“香港的天是蓝的，人们的心是透的。”孟欣说，她要用蓝色的光，表现一种和春晚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干净的、蓝色的，一种天空、透明的感觉。这样才能让观众一下子记住。
伴舞，孟欣抛弃了春晚歌曲常常使用的大伴舞，只用了两个人，憋在一个透明充气气球里，远远地在舞台背景处跳双人舞，做陪衬。蓝光打在球上水晶一样闪亮，透过球看伴舞，增加了一种朦胧感。
孟欣觉得大伴舞的滥用，是现在老百姓抱怨春晚不好看的原因之一，很多大歌舞团为了上春晚，全驻在北京走后门。不管什么节目都是伴舞。“演员一看后面，闹心。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出现。”
可谁也没想到，孟欣付出这么多精力打造的一首歌，却突然被要求拿下。当时，那英直接给央视时任台长杨伟光打电话，询问节目被拿下的原因。杨伟光过问才知道，原来春晚曾邀请王菲唱歌，但要求她更改歌词，王菲拒绝改词，得罪了人。拿下《相约1998》，就是为了惩罚王菲。
2009年，杨伟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这个节目很好，还是该上。我们一定要有胸怀，人家不愿意改也要尊重别人。相约98这么好的歌，那英跟王菲一起演出，形式多好，为什么要因为过去的事拿下？”
到底什么人要惩罚王菲，孟欣又在此事中遭遇到了怎样的困难，时隔15年，孟欣仍然不愿详说，在回应事件起因时，只是一句“好多因素”。
幸运的是，《相约1998》最终留了下来，可同样有创意的一个节目，却并没能保留。
每届春晚的开场，都是个热热闹闹、雷同乏味的歌舞大串联。在设计1998年春晚时，孟欣和她的团队，曾尝试做一个安静的开场——在《春节序曲》的抒情乐段背景下，大年夜，远处是万家灯火，一位老太太带着小孙子小孙女，翘首以盼在城里打工的儿子儿媳赶回家来；远处传来了鞭炮声、锣鼓声，她们很执着地在风中等着，老太太相信儿子儿媳一定会在大年夜赶回家吃团圆饭。当音乐演奏到高潮的时候，孙子孙女看着远处，叫起来“爸爸，爸爸，回来了”，然后鞭炮“乓、乓”响了起来；这时候很多老人孩子走到台上，迎上了打工回来的人们；天空飘起了雪花，飘下了小的贺年卡，雪花与贺年卡漫天飞舞；现场音乐变成强奏的抒情乐段，在这充满了人情味儿的气氛当中，贺卡与雪花在整个观众席上空飘洒……
然而这样一个动人的开场，却没能成为现实。
1998年春晚策划韩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说，因为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对春晚太热爱太关心了，赋予了春晚太多难以承载的压力，加上百姓积累了一年的情绪，不知道全国观众看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开场会作何反应，使得没人敢冒险、拍板。一通闹的开场，年年雷同，好不了，也砸不了。结果这个温馨的开场，即便设计很成熟、执行很落实了，也只好作罢。
最终，1998年春晚选择了一个绝不犯错，也绝不会被人记住的开场——在欢快的音乐中，一群扮成老虎的舞蹈演员依次上台，再加上前后出场的十多个歌手，保守估计整个舞台上有五十个人不止。
不能输给自己
后来的数据显示，98年的春晚，成为整个90年代平均收视率最高的一届，为61.8%。有人评价说，这是春晚最后的狂欢。
“98年对于我，从内心来说，”孟欣停顿了好几秒钟，“挺幸运、挺光荣，也挺感动的。”后来，孟欣又参加了1999年、2001年和2003年的春晚竞标，均未中标。
事实上，从2000年初开始，孟欣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为了迎接千禧年，孟欣于2000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一）在北京工体推出了“同一首歌•相聚2000”，由各路明星原声演绎不同年代的经典老歌。这台歌会在当年春节期间以《东西南北中》特别节目播出，引爆了观众的共鸣。
2000年12月，“同一首歌”成为央视三套每周五19:30播出的固定栏目，节目的制作则跳出工体，走进各地高校、企业、大型活动开幕式，尤以走进××城市为主。
“同一首歌”变成了一台流动的、一年可以办几十次的“春晚”。对于《同一首歌》走进的那些二三线城市来说，一次性、大批量地请来国内一线明星现场演出，给地方观众带来的快乐冲击波，是春晚难以企及的。
“同一首歌”的模式简单而有效——政府或企业出钱，“同一首歌”把明星送到各地狂热的观众面前，地方与企业获得了在央视露脸的机会，“同一首歌”则为央视赚取了高额利润。
急需获得舆论关注、营造盛世和谐景象的各个地方和企业，则排着长队、挖空心思、不惜代价地要把“同一首歌”请到家。
孟欣则开始被媒体冠以“金牌导演”、“教母”等名号。
成熟的操作团队、常年合作的明星资源和央视播出平台，让“同一首歌”所向披靡。这也引发了国内商演市场的不满和质疑，国内其他演出公司开始指责“同一首歌”垄断市场。而看到当同一拨明星反复出现在不同地方的舞台上后，也有观众意识到，这分明就是一个有组织的全国大走穴。
关于同一首歌的模式，孟欣只是解释说：2003年，“同一首歌”是作为央视的改革试点由台编委会集体通过的。
2008年9月，《同一首歌》由栏目变身为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孟欣为负责人。2009年10月，《同一首歌》播出最后一期，走向了停播的结局。
孟欣已经沉寂三年多了，她的一个弟子曾对她说：“头儿，你要出手，一定得感觉自己还是最牛逼的。”
“无论做什么，我不能输给自己”，孟欣说。
刘铁民：大家都是总导演
1999年央视春晚总导演在人数上打破了纪录
——由《综艺大观》栏目组刘铁民、朱彤、黄海涛、陈雨露和周晓东五个人构成。
中国周刊记者焦东雨北京报道
刘铁民一手创办了《综艺大观》，是1999年春晚总导演中年龄最长的，担任导演组组长，负责总体协调。朱彤负责晚会节目总体策划和对外宣传；黄海涛负责喜剧语言类节目；陈雨露负责歌舞节目；周晓东负责晚会编舞和音响。
作为总导演，刘铁民除了参与策划晚会的所有节目，还负责召集导演组四个成员开会，研究晚会节目的最新进展情况，听取其他导演的节目修改方案。五个人一起工作，发生摩擦之时，刘铁民还得把各位团结起来，使工作继续开展下去。
刘铁民曾担任1988年春晚副导演，当时担任总导演的邓在军第一轮就毙掉了毛阿敏的《握手迪斯科》一歌。刘铁民打电话到毛阿敏所在的南京军区问她有没有备选。当时南京军区只有一部电话，好在值班战士找到了毛阿敏。毛阿敏连夜赶到北京，找谷建芬求歌。谷建芬拿出了《思念》，“别人唱过但没红，你试试吧”，于是有了那首唱遍全国的“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在自己做总导演的1999年春晚上，刘铁民发掘出的歌曲是《山路十八弯》。当时，唱这首歌的李琼刚从湖北调入中国武警文工团，她也是央视的签约歌手。一次李琼去央视，碰上了正筹备春晚的刘铁民。刘铁民问她唱什么新歌，李琼说在湖北电视台的音乐片《太阳钟》中，唱了一首土家民歌《太阳之子》。随后，这首歌被改名《山路十八弯》进入当年的春晚节目单，并被安排为唯一的民歌独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唯一”，在1999年春晚中，连彭丽媛、宋祖英等歌手都只能在金曲串烧中出演。
当时已有不少观众对独唱节目总是“老面孔”持有异议。第一次彩排之后，负责歌舞的陈雨露与导演组商量，将几位大腕歌星的独唱节目“砍”掉，安排他们联唱。替而代之的就是，年仅23岁、从未上过春晚的李琼独唱《山路十八弯》。
1999年春晚时对于“假唱”的批评已经不绝于耳，在周晓东提议下，导演组最终决定一改往常先在录音棚录音，再现场对口型的做法，要求所有演员必须现场演唱。
除此之外，在刘铁民提议下，1999年春晚第一次做了网上直播。
1999年春晚，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歌曲《常回家看看》，崔永元、宋丹丹、赵本山合作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
总导演组里的朱彤后来做了央视文艺中心主任、台副总编辑；黄海涛近年的身份是影视部副主任、综合频道副总监；陈雨露则独立执导了2002年春晚。
王冼平：不想再做傀儡
执导春晚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可在很多人眼中，
“春晚总导演”还是王冼平的“第一身份”。
现在，王冼平希望人们忘掉这个身份。
中国周刊记者闫小青北京报道
2001年春晚结束后，总导演王冼平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谈起了春晚背后的故事。镜头前的她并没有显得有多兴奋，她语调缓慢而优雅：“我不会再做春晚导演了。”
她搪塞了追问，“给年轻人机会嘛。”
十二年后，王冼平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向《中国周刊》记者道出了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我是不想再做一次傀儡。”
留一个名
从演播厅回家的路上，已经快要天亮了，鞭炮声还会零星响起。王冼平看着车窗外，马路空空荡荡，这大半年春晚总导演的身份让她心累到极限。
王冼平在责问自己，为什么非要当一次春晚总导演，非要留下个虚名。
其实，王冼平不是第一次参与央视春晚的导演工作。
1987年，刚刚进中央电视台五年的王冼平和赵安一起被选中成为1988年春晚总导演邓在军的副手。策划会开完的第一周，团队里的音乐编辑因为得了黄疸性肝炎住院，负责音乐类节目的王冼平又兼任了音乐编辑。
而晚会当天临近尾声时，领导找到王冼平和赵安，说他们都是年轻导演，字幕不能写导演，只能写副导演，而且名字要放在那位住院的音乐编辑之后。
当年，王冼平27岁，赵安28岁，两个年轻人心里不服，决定抗争一下，就在直播出的字幕里写“副导演：平平安安”。
参与过春晚主创后，王冼平渐渐开始独立做大型晚会。
1994年春晚，总导演郎昆因尝试技术创新影响节目效果，在直播前七天，领导要求更换总切换，台里安排王冼平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王冼平心里清楚，总切换是总导演之外总重要的岗位，失败要承担重大责任，即便是成功了团队里的人也不会高兴，因为报字幕时“王冼平”三个字要排在那些辛苦了大半年的同事之前。
于是王冼平跟台领导约定，无论成败，这一届春晚主创名单里都不出现自己的名字。
除了身边的朋友和参与过那两届春晚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王冼平在2001年春晚之前已经两次参与春晚而且担当重要岗位。
2000年，王冼平评上了正高级编辑，整个文艺部除了领导之外只有她、郎昆和倪萍有正高级职称。那一年，郎昆已经当了两届春晚的总导演，倪萍则是过去10年春晚的主持人。不明就理的同事很奇怪，怎么从未参与春晚的王冼平能评上正高级编辑？王冼平觉得，自己必须真正做一回春晚总导演，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于是，那年夏天，厚厚一叠春晚的竞标方案中有一份来自于王冼平。
王冼平并不喜欢竞标，而更愿意做一些“舍我其谁”的晚会。偏偏2000年的竞标却异常开放，原本只有文艺部参与的春晚方案竞标，扩大到全台所有部门所有岗位，连新闻中心也组团参加竞争。
从六七个方案选其一，变为十几个方案选其一已经让王冼平颇为不满；在竞标结束后又传出有人“背后活动”，结果几天之后一群人又被拉到顺义拍摄基地重新采用匿名方式第二次招标。
王冼平一度想要退出这场滑稽的竞标，她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成为“春晚总导演”是必须的。
43张“小条子”
2000年夏末，刚刚出差回京的王冼平得知自己的方案中标，但是另外两个竞标导演王宪生、金越也要并到2001年春晚团队，和王冼平并列春晚总导演。
王冼平自己倒没有异议，没想到当年李岚清副总理到台里去慰问春晚团队时，听说有三个总导演，便问：“这怎么回事儿？总导演不是应该一个吗？为什么是三个，谁说了算？”台领导只好打马虎眼说分工不同。
已经是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曾经特意跑来找王冼平解释：“排在第一个的才是真正的总导演，王宪生、金越配合你。这样就有更多人能当上总导演，大家都很积极，你要理解。”
王冼平半开玩笑地说：“只是一个组织工作者罢了，听话就够了，换了谁做都是一样的。”王冼平心里想的根本不是她和王宪生、金越谁听谁的，而是明年冬天的那一台晚会有多少节目能从艺术的角度考量。
开始选节目，台里给王冼平送来了43张“小条子”，都是各路领导推荐来的歌手，关系一个比一个硬。
王冼平马上召集这些歌手到她办公室开会，大家一头雾水，从来没有人给“条子演员”开过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王冼平走进去，用一贯优雅的语调说，“这一次你们得感谢我们这些导演，你们自己心里都知道你们怎么到的春晚剧组。我希望明年你们换一种方式上春晚，不要拿条子来，拿作品。你们有本事花一年的时间去找作品，去请人给你们写作品，去好好长本事，明年不要再拿条子来，拿作品来。好，散会。”
几十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对时，王冼平已经转身走了出去。
没想到，在王冼平面前一句话不敢说的“小条子”们一回去就开始动用关系给王冼平施压。最硬的那张“小条子”是个女歌手。王冼平说，那个女歌手的演唱水平无法恭维，但却要求在12点独唱。
王冼平一听就火了，坚决不同意。于是就有领导为这个女歌手说项，送礼。王冼平把礼物退回去后，对方就开始来硬的。
女歌手的母亲打电话给王冼平，“你有领导吗？你知道你们的领导是谁吗？知道你领导的领导是谁吗？”这位母亲一边施压一边提出要求，串烧歌不行，六重唱、四重唱都不行。只要独唱，最次也要二重唱。
王冼平气得跑到台办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请辞春晚总导演，领导们都来劝王冼平，但是却没有人站在她的阵营，请辞最终也没奏效。
最终，这个女歌手在一个重要的时段唱了男女二重唱。
这些关键的节目王冼平尚且不能做主，更多的事情，她无能无力——她希望大摇臂扫下去，每个桌面是干干净净的，可现实是上面摆满了赞助商产品；她想要的简洁大气的舞台设计，可码了一排格格不入的盆栽……
2001年春晚后，台里开总结会议。政治导向、社会好评、广告创收、技术创新……说了一溜儿够，王冼平坐在人群中听报告，没有一项是和艺术有关的。
“我们是在给中央电视台‘演’春晚导演，”王冼平演得似乎让台里很满意，但她自己却再也不愿意碰春晚。
有愧的坚持2001年春晚发生一件事，让王冼平愧疚至今。事情的起因不是她没有坚持艺术，恰恰相反，是她坚持了艺术。当时，一首选送上来的歌曲让王冼平颇为欣赏，名叫《亲爱的中国，我爱你》，“歌名字很土，叶凡的声音非常有味道。”当年，叶凡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歌手。王冼平上报了这首歌的独唱，但是因为叶凡没什么名气，领导没有批准独唱，而是建议改为四重唱。台领导还提醒王冼平，这样还能多解决三个条子演员。王冼平只好同意，于是就开始挑人录带子。正巧正大国际音乐制作中心的老总向王冼平推荐歌手朱桦。朱桦是王冼平多年好友，王冼平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知道有机会上春晚，朱桦也很高兴，而且好友当总导演，必然万无一失。等带子录好，王冼平发现四重唱完全毁掉了叶凡演唱时的那种味道。王冼平下定决心，让叶凡一个人独唱。这一次，她胜利了。2007年叶凡去世。葬礼后，叶凡的先生告诉王冼平，叶凡在弥留之际还拉着他的手说，“上过春晚，这辈子没有遗憾了。”王冼平一下子落泪了。王冼平每每说到自己的艺术追求时一定会提到《亲爱的中国，我爱你》，她爱惜这首歌就好像是爱惜自己的羽毛。但是，这首歌又让她想起曾经的好友朱桦。朱桦没有上过春晚，她没能像叶凡那样一夜成名，王冼平总觉得愧疚，但她却从来没有亲口向朱桦说一声对不起。“我很想说对不起，但是不知从何开口。如果我有错，那就是我没有本领高超到化腐朽为神奇。但是我有愧，愧在我不能把控得太多，却偏偏改变了朱桦的命运。”“是他们无法忘记”“在央视的时候，我笃信自己是最好的导演，春晚的光环实在是太大，让我看不清自己而满足于现状。”2001年春晚之后，王冼平的名气响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被人尊敬，办很多事情，抬出“春晚总导演”的名头，就会变得简单许多。但是慢慢地，王冼平发现，名利成了她最大的负累。“十二年过去，无论我做多少，人们眼里，我还是‘春晚总导演’”。2011年，“水木清华”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文艺晚会招标时邀请王冼平去做顾问。当时有六组人竞标，王冼平看过方案后觉得都不满意。“难道百年学府的庆典需要助兴吗？”王冼平提出这场晚会不需要任何一个明星。因为这一点，组委会放弃了之前六组招标方案，聘请了原本是顾问的王冼平来做总导演。百年校庆一改文艺晚会热热闹闹的风格，通过《水》、《木》、《清》、《华》四大篇章，表现清华大学百年的创业、奋进、发展历史。“用100分钟的时间讲述清华一百年，每一分钟是清华的一年。”这一场晚会是王冼平人生另一个制高点。“春晚最大限度地发酵了名利，而百年校庆才是我想沉淀下来的东西。”“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后者呢？”王冼平反问。2011年，王冼平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50岁出头的她空有一身经验，却和一大批老编导一起成了闲人。那一年，央视为了培养年轻编导，规定50岁以上的导演不能再做具体的节目编导和节目制片人。音乐频道给了王冼平一个首席编辑的名头，却收回了所有节目，只是聘请她来做顾问。有了更多空闲时间的王冼平租了一间公寓办起了工作室，她开始发掘一些并不起眼的“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原生态”对王冼平来说，多少是个遗憾。2006年时，王冼平给台领导提过一套方案。因为青歌赛降温，王冼平提出原生态歌曲大赛的想法。领导看完方案后，提出把这个方案和青歌赛合二为一，在青歌赛的比赛中加入原生态单元。“原本可以做成一个品牌、一种文化的节目成了青歌赛的一个补丁”，王冼平虽然理解和支持台里的决定，但心有遗憾。淡出央视之后，王冼平带着自己的团队到江西、四川等地搜罗民间艺术编排了上百场舞台剧、情景剧。现在，她的团队正在制作一部关于蒙医题材的电视剧《蒙医传奇》和一个酒文化的栏目《生命中的那坛酒》。在《蒙医传奇》的宣传会上，王冼平特别嘱咐团队，一定不要提自己春晚总导演的身份。王冼平希望他们要卖出去的是电视剧本身价值，而不是“春晚总导演”这五个字。已经过了12年，有些光环，到了该消失的时候了。
陈雨露：无法实现的大联欢
“我真希望春晚能彻底颠覆，回归到原来大联欢的状态。”从2002年春晚总导演的位置上下来，陈雨露才明白“大联欢”的时代早过去了。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画面不要冷，摇臂不要打全景。”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片头结束后，陈雨露在导播台大声吼着摄像师捕捉那些正在跳健身操的人，好让画面里看起来热闹些。
按照最初的设计，这时应该是全场起立跳一段健身操，但直播现场只有一小半人站起来跳。彩排时，观众们跳得很热闹，但陈雨露她算漏了一点，直播现场的观众换了一拨人，不是领导就是企业老板。
陈雨露能够中标2002年春晚总导演，靠的是精彩的标书。她提出“快乐春晚”的理念，希望回归联欢的感觉。她还提出要设立五个分会场。
陈雨露早就厌烦了窝在演播厅里的晚会，“联欢怎么能死气沉沉？”她设想把南方传统的花车游行融入春晚，这还可以破除“春晚是北方人的”怨言。
2001年竞标成功后，陈雨露就准备在深圳分会场大做文章。深圳分会场除了户外舞台再加上一个花街，让大腕们站在花车里跟观众互动慢慢进入舞台。
原本还在犹豫的台领导一下子明白了什么似的，说这个设计肯定不行，不可把控的因素太多。“开放空间？你不记得85年的失败了吗？春晚要慎重，出了事儿谁担待得起？”深圳分会场的方案就此终结。
陈雨露只好尽力去争取上海分会场，她计划将上海黄浦江上的一条游船作为分会场。
那一年，刚好是上海即将承办AEPC会议。陈雨露带队去考察时，黄浦江两岸路灯全都亮了起来，大家的兴奋劲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陈雨露打造了一条龙船，孙道临、秦怡、张瑞芳、陈述等老上海演员、上海的名流全都被请到了那条船参加春晚。
但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节目审核时，领导决定龙船分会场不能直播，只能录播，理由是“技术不成熟”。至今，科班电视人出身的陈雨露也不信服这个理由。
走不出央视的演播厅，陈雨露希望通过语言类节目让这届春晚快乐起来。
陈雨露邀请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准备在春晚上演一段“精简版”的《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台湾版的《千禧年，我们来说相声》是从庚子之变一直说到台湾的世纪末“大选”，讽刺性极强。陈雨露希望赖声川把本子改得更侧重庚子之变，避开政治隐喻。
没想到，十分钟的相声剧本，赖声川修改了14次，都是繁琐的扣字眼。到最后，陈雨露都觉得自己是在折磨赖声川。
她都找不出理由来让赖声川改剧本。领导从来没跟陈雨露说过本子为什么要改、怎么改。14次修改意见，陈雨露听到的都是这个不行，那个有所指。
最后的节目变成了原本的一个片断《谁怕贝勒爷》，由金士杰、倪敏然、赵自强、李建常表演了一段两位相声民间艺人和一位没落贝勒爷台上台下的故事。
《谁怕贝勒爷》在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23：42分上场，如此重头的时间，如果放在往年绝对会捧红相声界的新星，可春晚之后，表演工作坊被勒令撤出北剧场，官方的理由是台湾机构不能经营剧场。陈雨露觉得多少因为领导认为“千禧年”是在讽刺当权者。
陈雨露觉得对不起赖声川，她只想着节目好看，没有尽责地告诉赖声川春节联欢晚会的尺度。
事后，赖声川对陈雨露说，“春晚的原则是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国家的形象，其实相声根本就没必要在那里出现了。”
陈雨露想，等有一天春晚真的没有了相声，那春晚这个“联欢”就连形式也剩不下了。
金越：春晚的政治属性
“一个东西被关注的越多，它就越是一种政治，因为它会影响太多的人。”
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北京报道
1994年，金越首次担当春晚副导演，到2010年时，他已经当了四次春晚总导演。16年过去，人们对春晚的态度已然发生了转变，担任“春晚”这道菜的“大厨”也越来越艰难了。
1994年和1995年，金越在郎昆和赵安作为总导演的春晚上，两次出任春节晚会的副导演，负责小品类节目。1994年，黄宏和侯耀文联袂表演的《打扑克》形成春节晚会的高潮，用小小一把名片，对社会丑陋现象进行讽刺和抨击。1995年，由赵丽蓉与巩汉林等联合表演的《如此包装》是春节联欢晚会的最精彩之笔，批评了盛行于文化圈内的“包装风”。
1999年，金越以个人名义投标春晚总导演，结果输给了《综艺大观》其他几位集体投标的导演。当时他们力邀金越共同执导，但金越拒绝了。“我觉得六七个人一起当总导演，在某些问题上肯定会发生争论，听谁的好？我还是别添乱，算了吧。”2000年，金越再次投标，最终与王冼平、王宪生一起担当了春晚总导演的工作。金越没想到结果会是“三人组合”。本来，金越是和陈雨露结成一组参加投标。第一关过后，第二轮投标时，金越正在英国做《为中国喝彩》的导演，只好委托陈雨露代为宣读“投标方案”，“等我回来时，台里已经决定了”。
有了春晚总导演经验的金越又独立担任了2003年和2007年的春晚总导演。
2010年，金越第四次担当央视春节晚会的总导演。然而，2010年小品类节目却并未像当年的《打扑克》一样，让人们发自内心地高兴。人们对2010年小品的更多印象是植入广告，小沈阳和赵本山在小品《捐助》中说，“我们是搜狐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记者”、“你们在网上一点搜狗，你俩就出来了”、“过年我领你去三亚旅游去啊，那儿可好了，转圈都是海”等台词。小品《五十块钱》里，演员穿着写有某食用油广告的围裙便上了场。
有网友调侃说：“以前，广告里插播电视剧，今年，央视又有创新，广告里插播春节晚会。”
曾有媒体问金越，赵本山的小品《捐助》中的广告植入应该是在他知情的情况下来做的吧？金越回答：“你要相信演员的觉悟，所有人都不会那么随便地对待央视，对待春晚那么一个节目，它有它的政治性。”
在金越的眼里，春晚有更强烈的政治属性，“一个东西被关注的越多，它就越是一种政治，因为它会影响太多的人。”
有一年，金越到地方台做节目，一个教授列举了春晚的几大“罪状”，最后愤怒地质问：“春晚能不能停上一两年？停上一两年怎么了？”金越一时无话可答，怯生生地说：“那我们再办上一两年又怎么了？”
陈临春：无力的中庸
陈临春尽量“平衡、中庸”，却依然遭到了观众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周刊记者 张亚利 北京报道
虽然做过两届春晚总导演，但提起20年前刚刚进入春晚剧组的时光，陈临春依然感到荣光，那是春晚最好的时光。
意气风发
1990年，陈临春第一次进春晚剧组，是在春晚老导演黄一鹤麾下。那时候，29岁的陈临春还是央视文艺部的一名毛头导演。
那一年，赵本山第一次上春晚，演的是小品《相亲》。在陈佩斯朱时茂的时代，“本山大叔”还是年轻小伙，十足的“草根”。那一年，宋祖英唱着《小背篓》第一次上春晚，在后台临近直播时紧张得直颤抖。
陈临春见证了他们的青涩，也目睹了春晚的魔力。
能为春晚服务是很光荣的事情。在春晚剧组，陈临春什么都做过，包括在各个组别间当分管导演，肯干而富有激情的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擅长点，专攻歌舞类节目。
1993年是陈临春最意气风发的一年，这年他担任春晚歌舞类导演，负责歌舞类节目。当时，毛宁还是个新秀，选送的歌曲被毙，几经波折才又换成了歌手本人都没在意的《涛声依旧》。起初剧组很多人也没看好这首歌。几度要下马，陈临春很着急，他认为毛宁虽然不是大腕，但这首歌真的很好，他与编舞费尽了脑子，设计了富有意境的舞蹈进行包装。最终，毛宁亮相，一炮而红，这首歌也传唱不衰。
杨丽萍也是那年第二次上春晚，当时《两棵树》要跳近8分钟，春晚只能给她4分钟，倔脾气杨丽萍坚决不干，陈临春又反复协调，最终折中了一下，杨丽萍表演了5分半钟。《两棵树》也一夜间在全国被人津津乐道。
一首歌，一支舞，能创造一个经典，成就一个人，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春晚舞台才能见证的奇迹。
1990年代，由陈临春一手打理的春晚歌曲，毛阿敏的《同一首歌》、毛宁的《涛声依旧》、张也的《万事如意》、谢小东的《今儿个真高兴》、殷秀梅的《中国大舞台》等，现在听起来仍然很亲切。
陈临春很怀念那时，在春晚剧组，自己能潜心搞创作。一接到春晚的工作任务，立刻开始联系和组织全国最好的创作者为春晚出节目。歌曲《同一首歌》就分别请了孟卫东、侯牧人、李黎夫、王酩等四个当时最火的作曲家来参与谱曲，最终选中了孟卫东的一稿，流传至今。一批五O后、六O后歌曲创作者正当壮年，他们也乐于将自己的激情呈现在春晚舞台上。
“这跟时代有关，这批创作者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改革开放，他们生活在其中又赶上了创作的最佳年龄，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了。他们的歌曲承载着时代的记忆，所以能沉淀下来，成为经典。”
2008年、2011年最终站上春晚总导演的位置上时，陈临春发现，春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
给“命题作业”做出娱乐性
2008年，张晓海和陈临春的春晚方案在这一年的竞标中胜出。此前，陈临春曾参与过多届春晚方案的竞标，一直没有成功。
“2008年是奥运年，大事也挺多，包括十七大和年底的暴风雪，我们的方案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整体主题抓得准。因为侧重奥运，一开始的定调是‘团结奋进’，跟一般春晚方案‘祥和温馨’、‘回家过年’的基调不太一样。而这年年底又遭遇了抗击暴风雪，反而让这个主题显得更恰当了。”
为了配合“团结奋进”的主题，这一年的春晚节目也更为“慷慨激昂”。一些平时不太容易上的节目也上了春晚，比如盲人歌手阳光演唱的歌曲《等待》，草根明星王宝强带领农民工表演的合唱《农民工之歌》，“这些原本都不在春晚节目的框架内。”
为了抗击暴风雪而临时组织的群星诗朗诵更是绝无仅有，李瑞英、濮存昕、陈道明、姜文等名人“混搭”的诗朗诵《温暖2008》成为那届的一个特有节目。“这个节目是我们在春晚前三天临时组织起来的，在演艺圈征集朗诵功底比较好的名人。当时还考虑过张艺谋，但是他的朗诵不太过关。”陈临春回忆，“诗朗诵一般会出现在主题性很强的场合，很少会出现在春晚这样的联欢会上。”
奥运年的春晚，当然也设置了专门的“奥运板块”，“虽然是命题作业，但我们还是希望做出娱乐性来。”于是，每年都“负责”逗观众乐的赵本山的小品也被安排在了这一板块。
赵本山很为难。
“喜剧演员都有一套自己的创作方式，简单说叫有感而发。赵本山平常演的人物能深入人心，就是因为他有体验、有触动，包袱也来自生活。”而接受“命题作业”，等于“平地起高楼”，怎么会不难？
大家都费了不少脑子，终于想出了《火炬手》这个题材，延续深入人心的“白云黑土”系列，两个老农民争当火炬手。可如何让这个小品出“笑点”，实在是更难。“一般小品的笑点靠的是矛盾冲突和情节出乎意料的大错位，但奥运不能有大错位啊，矛盾也不可能太大，到最后就是两个人争当火炬手。”
为了从平淡的题材里出笑料，“黑土”和“白云”两个演员拼了老命，天天通宵，一个字一个字琢磨。现场看的时候，从开始的“笑不出来”，到最后终于笑得“泪流满面”，陈临春感慨，“这个小品完全是靠两个演员常年的喜剧经验和淋漓尽致的表演撑起来的。”
素来喜欢临场发挥，“人来疯”的赵本山那年的表演很规矩，观众也发现，本山大叔在小品结尾“走上正路”之后，情绪上有点僵硬。
无力的中庸
“中庸”是陈临春执导春晚的宗旨。但他仍然必须面对“难调众口”的挑战，特别是当春晚首次遭遇微博。
2011年春晚落幕后，担任总导演的陈临春到凌晨5点才得以睡一会。在这之前，他和另外两名总导演马东和柳钢还分别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专为“辟谣”：查无此人的春晚总策划刘赛引骂战、“春晚备播带”说、春晚广告植入改“潜伏”说……
跟过很多年春晚的陈临春曾得出一个结论，大凡失败的春晚，都是想标新立异，这是春晚的大忌。因此他的执导思路是尽量的“平衡、中庸”，不能只满足一部分人。不幸的是，尽管努力“平衡”，这届春晚还是遭遇了观众尤其是网友前所未有的挑战。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小品《同桌的你》就被批评不如以往给力，段子老套，笑点低俗。
“有人说现在的小品只敢抨击弱势群体？我觉得不光是这个。以前的社会矛盾没现在这么尖锐，贫富悬殊也没这么大，所以观众对春晚的批评也是平和的。但是现在，许多人一年中累积了很多不如意、不公正的事儿，到了年终岁末，春晚就变成了最好的发泄靶子。”陈临春感到很无奈，“若把微博上那些阴暗的东西都搬到春晚上去，那还是一台阖家团聚、祈福来年的祥和团圆饭吗？春晚的寿命也许就会到此为止了。这么闹心，谁还看啊。”
回头看2011年春晚，“没有出现像小品《卖拐》、舞蹈《千手观音》或刘谦的魔术那么优秀的节目”，陈临春也感到很遗憾。
陈临春经历过春晚的辉煌，对于自己的“平庸”，他看得很开——春晚经典歌曲的时代和春晚相声小品的巅峰已经过去了，很难超越。他喜欢打个比方，宋朝人写诗谁也写不过李白，只好改写长短句，开创了宋词。“春晚也呼唤新的喜剧节目形式出现，能让中国人乐起来的方式。”
可在2008年和2011年春晚上，观众还没有看到新的喜剧形式。
在春晚幕后多年，陈临春渐渐对“骂声”产生了免疫力，否则“还没做事就被气死”了。他不赞成取消春晚，“取消春晚，等于放弃了这么一个民族文化品牌，外国人唯一可能知道的中国电视节目就是春晚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年共同努力形成的品牌，收视率超过美国足球比赛‘超级碗’，取消了，请问拿什么来替代？”
马东：喜剧不单是个“乐”
“我真正的遗憾是，春晚是应该高高兴兴的，但我们现在的作品真的就只是高兴。往往是你有别的追求的时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喜剧效果，你单单追求‘乐’，最后什么都没有。”
中国周刊记者张亚利北京报道
1983年春节时，15岁的马东不能和父亲一起在家过春节。那一年，是央视的第一届春晚，马季是首届春晚的主持人和演员。他的相声让久被压抑的国人开怀大笑。
28年后，马东成为春晚的语言类节目总导演，可是春晚能给人们的笑声已经越来越少了。
“就当对你父亲致敬”
马东和父亲马季的职业之路完全不同。马东是电视制片人，而马季是相声演员。马东从来没想过要子承父业，马季说过，儿子不是说相声的料。可是，在2009年，马东还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说了段相声。
从小，马东与“相声”的关系就很微妙。他怕被同学叫“小马季”，但在耳濡目染中，又对相声圈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近。马季不希望儿子说相声，发现儿子“偷听”自己和徒弟姜昆研究相声，就毫不客气撵他出去，希望他能有自己的爱好。
18岁，马东远赴澳大利亚求学，学的是计算机，可在异国，他却迷上了胡瓜主持的脱口秀节目。26岁时，他逢人便说“澳洲不适合年轻人发展”，“为回国制造舆论”。27岁，马东回国后又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读学位，人生方向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儿。
1999年起，马东成了湖南卫视《有话好说》的主持人，两年后，他进入央视，先后担任《挑战主持人》、《文化访谈录》两档节目的制片人、总导演和主持人等。
2009年春晚的总导演是郎昆，他也是央视戏曲音乐部的主任，是马东的领导。在他眼里，与自己同为“海龟”的马东年轻有为，且与文艺界联系紧密，手下还有个“80后”的新鲜团队，有意培养马东。郎昆对马东说，“做电视文艺而没跟过春晚是一种遗憾，你愿不愿意到春晚里来‘锻炼’下？”
这对马东来说是无法推辞的“诱惑”，他毫不犹豫答应了。“央视春晚是电视文艺最大的一台戏，平台太大了，谁都想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
那一年还有一位语言类导演廖云，是资深导演，马东与她合作，各负责几个节目。马东管一个相声，叫《五官新说》，设想是郎昆提出来的，说能不能把马季早期的经典相声《五官争功》再弄一个？不少相声作者们都觉得经典不好复制，但郎昆还是把这个活儿交给了马东。
还是群口相声，一个脑袋带四个五官。马季的《五官新说》讲的是马季得了相声比赛的大奖，五官都来争功。而马东则想出了一个“五官推责”的主题，和相声作者赵福玉一块儿拉出了架子。“那几年，我觉得在工作和生活中推卸责任是社会普遍现象，如果能用一个作品描述挺好的，开始定的名字叫《五官诿过》、《五官推责》，都觉得不上口，郎昆说就叫《五官新说》吧。”
“脑袋”本来定为姜昆，演“五官”的演员刘伟、郑建、周炜、大山也定了。但姜昆后来选择了马东创作的另一个相声《我有点晕》。剧组必须重新找个“脑袋”，考虑过很多演员，总觉得不太对，前面有个马季的影子。
有天开会的时候，郎昆坐在马东对面端详半天，突然说：干脆你自己说算了。马东忙说，我没说过相声，不会说。“你就当对你父亲的一种致敬。”马东被这句话打动了。
说相声不是马东的专业，刘伟、姜昆一句一句教他，好在这个相声的骨架子都是他自己拉出来的，词儿、包袱也都很熟悉。和其他演员排练了几天后，《五官新说》就被拉出去压场（正式演出前的“试演”，探探观众的反应）。
第一次亮相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中直机关联欢会上，这是马东第一次以“相声演员”的身份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演完后，郎昆对马东说，反响比想象中要好。马东心中的石头这才放下。
《五官新说》顺利获得终审，最终登上了春晚舞台。
“欢乐祥和别添堵”
2009年，马东开始参与春晚之前，已经很多年没有完整地看过春晚了。马东特别进行了一番恶补。他发现，能够真正逗乐观众，又能产生影响的节目，都是想“说点什么”的作品，比如马季的《五官争功》，姜昆的《电梯奇遇记》，陈佩斯、朱时茂的《警察和小偷》，赵丽蓉的《打工奇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相声和小品，不但没有“添堵”，反而让中国人乐了很多年。
可那些二三十年前的笑声，想在2009年重新响起，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欢乐祥和别添堵，这是春晚的基调。但是有些讽刺作品并不是添堵，而是说完了更欢乐，真正的讽刺是欢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说讽刺，一说现实，就看成添堵，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近些年的春晚，对这一辩证关系的认识上有些模糊。”在“奔着乐”去的路上，马东希望自己能尽量“说事儿”，“如果创作者不下决心想说事儿，创作动机本身的含金量就够呛，做不到文以载道，至少要言之有物吧。”
2009年春晚的一个相声《我有点晕》也是马东长期酝酿的一个东西。那几年，马东觉得社会变化太快，让人有点儿晕。他提出了这个创意，姜昆也觉得可以写。
导演组组织了两三次年轻人的座谈会，参加的既有相声作者也有普通大学生。马东上来就问，有没有同感？结果大家都有这个感觉。一桌30个人一起开会，挨个说，什么让你晕的，举例子，把大家说的整理起来，交给相声作者理出来，再由姜昆不断地去压场，剪掉多余的，丰富合适的，一个相声就渐渐立起来了。
就这样，没想过“子承父业”的马东不但说了相声，还当了回相声“创作者”。一个相声从创意到登上春晚舞台，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先在春晚大主题框架内确定题材方向，再结合当年的热点写本子，找演员碰包袱、压场试验，一步步过审。“春晚导演是保护节目的，因为节目都是自己的，审节目的是领导。”
马东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春晚导演的作用更多是在“执行”，因为创作的每一阶段，都要向上汇报。春晚导演的“生杀大权”，更多是外界的猜测。
到第二次担任春晚导演时，马东已经学会了“偷懒”，不至于让自己太累，“因为你已经知道哪些东西努力后可以改变，哪些再努力也没用。”
“明知有个郭德纲”
2011年，一改前几年的“竞标”制，央视直接任命陈临春、马东、柳钢共同担任兔年春晚导演，马东全面负责语言类节目。该届春晚上共有10个语言类节目，是近年来语言类节目保留较多的一届。
马东自己对那一年的节目定的调子是“幸福”，“人的幸福，不是‘你幸福吗’的幸福。”
此前，2008、2009、2010年讲的是“盛世”、“国家的辉煌”，马东提出来应该关注“人的幸福”。“幸福有很多含义，包括痛苦。到我这个年龄，回想以前遭罪的事儿，都是幸福。不过这个主题没有完全实现。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理由。”
马东颇为得意的是自己牵头创作的相声《专家指导》。“那两年社会上哪来这么多专家？什么都听专家的就没法活了。”苹果要增值，把他“埋起来”（保定话），这是相声里理财专家出的“馊主意”，而姜昆最后那句“把那些个专家都‘埋起来’”，更是让网友大呼给力。不过，马东认为这个相声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春晚舞台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但至少我还是在说事儿。”
当然，马东也有遗憾。他力推的讽刺黑家教的新相声《一对一》最终没能上春晚。《一对一》是央视相声大赛的一等奖获奖作品，在马东看来是非常好的讽刺现实的作品，言之有物，这是马东很早就定下来的一个节目，全组的人都知道马东在推这个节目，但最终还是因为演员太新没成功，“春晚是很欺生的舞台。”
在相声这块，马东有个心结，就是郭德纲。
“作为语言节目的导演，明知道有个郭德纲，谁不愿意搬到舞台上来？”马东很喜欢郭德纲，手机里下载了不少郭德纲的相声。可一方面，郭德纲在公开接受采访时说，要上春晚，“得让我说是相声的相声”。另一方面，央视对相声内容的把控从来不会让步。
“那两年我们都很想让郭德纲上，不是他不想上，而是台里上不了，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还是上不成，也就没有跟他联系，联系了也没意义。”马东说。
没能争取到郭德纲，2011年，脱离德云社不久的李菁、何云伟被推上了春晚舞台。二人表演的相声《独家录制》，模仿各种人和现场的声音，该节目后来被一些网友评为“最垃圾节目”，认为是春晚对郭德纲“公报私仇”。“我当时很希望能够有所谓的剧场相声进入春晚舞台，还专门去现场看了几场他们的演出。原来是学电台，相关领导觉得不合适，就改成了学唱片的形式。”至于节目效果，“就是一个传统相声。”
2011年春晚前后关注最多、争议最大的仍然莫过于赵本山的小品。作为独占春晚舞台20年的“小品王”，本山大叔在央视春晚的地位也非常特殊，一般可以直接进入最后两审。“知名艺术家的节目我们不用去想，想了也没用。”马东称，“作为导演就是为他们做好服务。”
那届春晚还有一个不太可乐的相声，由大山等外国人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是为了宣传孔子学院特意上的节目。
“不着那份急了”
2011年央视兔年春晚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在某报纸发表了题为《春晚导演莫学“苏紫紫”》的评论文章，点名对兔年春晚语言类节目总导演马东提出质疑，批评春晚语言类节目“低俗”，赵本山小品“丑化农民形象”等。为此，马东专门开通博客发表文章《真人版“专家指导” 答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老师》，进行“回击”，措辞激烈。
如今的马东对这场“骂战”早已淡然，当年不少媒体在报道中援引指出“马东称春晚不是办给精英看的”。马东说，“这是断章取义”，又反问，“现在精英还看春晚吗？”马东坦言，自己就是个很少看春晚的人，甚至春节都是在国外度过的。
这几年，“骂春晚”已经成为春晚之后的全民“节日”，作为春晚的重头戏，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也成了头号靶子：丢了“讽刺之鞭”变得“和谐化”，不敢骂官场只取笑弱势群体，不敢大胆讽刺只好让“低俗”进场……
“外面的人嫌节目不犀利，里面的人知道根本犀利不了。”执导了两届春晚，马东对这些批评和争议看得很开。“早期春晚更多的是艺术规律做主，现在更多是政治规律做主，这个没有错，既然被这么多人关注，政治肯定要介入，毫无疑问。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哪天大家都不看了，政治也不会介入了。”
2011年春晚之后，马东没有再写过相声，因为“不着那份急了”。
现在，这些与春晚有关的批评与争议都已远离马东，2012年8月，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马东从央视辞职，2013年初，他出任视频网站爱奇艺的首席内容官，负责节目采购和内容制作。
这几年，马东一直在关注新兴传播渠道给媒体带来的巨大影响，比起有31年传统的春晚和更悠久历史的电视台节目，“网络和视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附文
石林：小品不是玩意儿
“那时的语言类节目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有关照与讽刺，
不像现在，就把它当成一个博人一笑的玩意儿。”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石林最后一次参与春晚是2011年。
按照他的表述，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有人找到我，我去说了一下就完了，因为大部分人处于一种‘盲目状态’，没法说，导演也苦恼。”
之前，石林参与过十一届春晚语言类节目的策划工作，做过四届春晚的总策划与总撰稿，与众多春晚总导演合作过。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的式微和缺乏讽刺，石林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审查，而是导演和创作人员是否具有选择讽刺点的能力：“要上下都痛恨的，领导反对，老百姓也不赞成。”
1996年，石林创作了小品《打工奇遇》，其素材来源于他看到的一则新闻：在四川，商家为了招揽生意，开起了“双枪老太婆茶馆”，可是仅仅是一个噱头，质量却跟不上，就是贩卖包装糊弄顾客。
“这种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虽然为赵丽蓉量身订制，可仍然不能脱离社会矛盾，”石林本来想让赵丽蓉直接扮演双枪老太婆，可考虑到双枪老太婆是红色经典《红岩》塑造的经典人物，不能拿红色经典开玩笑，就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从大的方面，还要关照歌颂我们的社会生活，最后把赵丽蓉设置成一个富裕了的农村老太太到城里来，学习管理大酒楼的经验。”
《打工奇遇》获得当届春晚小品类一等奖，并奠定了赵丽蓉春晚第一代“小品王”的位置。石林说，直到今天，他去南方，在酒楼里，还会碰到有人唱“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为什么快20年过去了，《打工奇遇》到现在依然有价值？因为那时的语言类节目还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现实有关照与讽刺，不像现在，就把它当成一个博人一笑的玩意儿，”石林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玩意儿！”
“体制，官员腐败，永远不能涉及，必须回避。就算是讽刺，也要热讽，绝不要冷嘲，在笑声中纠正。现在出好东西，那就是瞎猫碰死耗子。为什么邹友开时代、黄一鹤时代出那么多好东西？还是一个素养问题。”石林说。
“（语言类作品）需要高深的讽刺能力。”在石林看来，近些年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之所以备受批评，第一是水平高的喜剧作者太少，第二个是导演能力不够，努力错了方向。
在做了十一届春晚语言类策划的石林心里，“全国能够写出好喜剧作品的人，也就七八个人。”
他以《卖拐》举例：“这里面既有来自民间的何庆魁，还有中戏的龚凯波，这是一个组合。民间和学院派相结合，而不是互相不服。曹禺是一个戏剧大师，可是一个喜剧包袱也写不出来，而老舍先生，幽默俯首皆是，这不是谁比谁好的问题。”
对于近年来语言类节目被反复修改，石林觉得相比于作品经受的审查，主要是“掌刀者心里没有底”：“好的作品大梁子一搭起来，几乎没有翻个的。一个好东西出来了，怎么可以反复乱来呢。用行里话说，就是‘不是这里的事儿’。必然被人遗忘，必然出不了好东西，必然是悲剧。”
春晚三十多年，在石林看来：“春晚总导演的苦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苦恼还是寻找交叉点，要撇开上层的审视是不可能的，不出错与稳妥，是一直的事儿，这就需要找准分寸，找准那个点，找不到那个点儿，就躲，就弄夫妻，这几年夫妻类的节目扎堆，回避现实生活，就单调无聊了。这样一来，更多的心思花在置境上，LED，形大内（形式大于内容），你这东西越大，那里面的瓤就越干、越小。”他说。
哈文的压力有多大
即使哈文是春晚史上最有才华的导演，她也无法导出史上最好口碑的春晚。
中国周刊记者彭波北京报道
赵本山又一次决定不上春晚了，不上哈文执导的2013年春晚。这一幕在2012年春晚前上演过一次，让被指定为总导演的哈文，在舆论上颇为被动。
还好，已经有过一次经验。2013年初，在央视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个消息后，哈文用一个“哭脸”的符号转发了这条微博，一字未发。
哈文出身央视财经频道，是《非常6+1》和《咏乐汇》等栏目的制片人，她连续两年被指定为春晚总导演，又连续两年遭遇赵本山撤退。她的压力有多大？
赵本山不上春晚是个多大的事？
2012年春晚结束后，哈文在许多公开场合表明，自己再也不愿意执导春晚。可没多久，她就被央视再次指定为2013年春晚总导演。
1993年，央视做了一个重大改革，春晚总导演由指定改为竞标，整整20年后，又退回到最初的指定。
那些热爱赵本山的人不在乎她是不是被指定的导演，他们无法接受，春晚没有赵本山的小品。
至少，2011年春晚的总导演陈临春还把赵本山看得非常重要。他曾说“赵本山的小品成功了，春晚就成功了一半”。
这样的“江湖地位”让赵本山在央视春晚享受了多年的特殊待遇。据说每年总导演人选一确定，就都会前往铁岭拜访赵本山。而在春晚后台，即便是王菲、小虎队等大牌也只能与其他人分享一个休息室，赵本山却有一间距离1号演播大厅最近的休息室，并且由本山传媒内部人员把守。同时，在每年的审查中，赵本山也有多次免检的特权。
自从1990年因小品《相亲》在春晚上的精彩表现声名鹊起，除了1994年春晚，赵本山参加了21届春晚，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1994年春晚，赵本山缺席还不是什么新闻。毕竟，那时他还算新人。那届春晚，还有陈佩斯和朱时茂的魔术小品《大变活人》压阵。
可之后，没有哪个导演敢失去赵本山了，从1997年到2011年，赵本山蝉联15届春晚小品王，把因版权纠纷不再上春晚的陈佩斯、朱时茂留下的窟窿堵了起来。
可哈文执导的两届春晚，赵本山都不再来了。
或许，这一切早有端倪。
2009年春晚，赵本山带着徒弟表演了小品《不差钱》。看完之后，作为四届春晚总策划的石林对台里的朋友说，这得赶紧打住，赵本山得歇几年，《不差钱》从戏剧性上很难超越了。
第二年春晚，赵本山依然带着徒弟演了小品《捐款》，结果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是批评。
赵本山已经不是那个可以让人开怀大笑的喜剧演员了。如果在七八年前，他不上春晚，或许真的让春晚总导演背负巨大的压力。可现在，哈文只需要用一个“哭脸”表个态。
赵本山不上春晚到底是个多大的事？或许，只有哈文知道。
有一个细节或许可以测量哈文内心的压力。哈文首次被指定为春晚总导演时，央视的台长还是焦利，据说焦利提出的要求是“有创新”；可除夕还没到，新台长换成了胡占凡，新台长的指令是“不出事”。
回不去的大联欢
其实，按照哈文执导2012年春晚的风格，她也确实不再那么倚重大明星了。
2011年春晚结束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批评说，“春晚不应成为商业竞技场，春晚是万众联欢”、“春晚不应过度依赖个别明星”，并建议，“春晚导演应当一方面向民间取材，另一方面是引导民间”。
哈文似乎照单全收了这些批评和建议。在她的设计中，春晚要向30年前的1983年春晚致敬，重新回到大联欢的风格。她认为，春晚的本质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除夕，是“联欢”而不是“歌颂”更不是“宣传”。
不仅如此，2012年春晚，也像30年前的春晚一样，没有广告。当年是真的没有广告，而哈文的坚持让央视损失了7亿元的收入。哈文还打掉了一个痼疾——乏味的歌曲联唱。那是各种关系歌手的阵地，很多名春晚总导演想这么干，都没成功，即使央视前台长杨伟光也无法办到。
哈文的首届春晚，大大增加了新人参演的比例，达到40%—50%，成为近年来最高的一次。
可如此努力去重现1983年春晚大联欢的精气神，哈文和她的春晚仍然逃不掉讽刺与批评。2012年春晚结束后，网络就出现诸如“换汤不换药”、“明星唱功差”等评论，更有人爆出大婶在演播厅睡觉的画面。
年初一凌晨四点回到家的哈文很受伤，压力与争议让她深刻感受到“大联欢”已经成了春晚“回不去的故乡”，无论她曾多么努力，“毕竟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
可这也不是哈文的错。
那时花开不再来
曾经两次担任春晚总导演的袁德旺也承认，自己执导的春晚质量一般，还是喜欢1983年、1984年黄一鹤、邓在军等第一代导演的春晚。
哈文接手春晚前，对春晚的批评甚至厌烦情绪，已经积累到史上最高。
春晚在经过了30年的历程之后，已经被附加上太多沉重的东西，它越来越沉重、累赘，甚至连够分量的演员，也开始对春晚充满戒心。
筹备2012年春晚时，哈文几次拜访刘欢，已经八年没上春晚的刘欢对哈文充满戒备，“我劝了很久，从立意到主题到表演时间都介绍完，刘欢才开始吱声。”哈文回忆说。
连赵本山也被春晚沉重的要求折磨得喘不过气来。赵本山曾为2008年春晚小品《火炬手》在后台痛哭，因为太累人，“如果不是自己和宋丹丹演的话就得砸了”。这其实也是哈文的无奈，2012年春晚，曾有将近20个语言类节目参选，大部分因为不符合“一要有意义，二要有意思”的原则被毙掉，“30年前的春晚，只追求对老百姓有意思；现在的春晚，既要对老百姓有意思，还得对央视有意义。”
哈文和她的后继者们，再也无法回到30年前，人们与春晚良性互动的环境了。
批评或许还不是最可怕的。
2006年除夕之夜，正逢央视电视剧频道播出热播剧《武林外传》最后一集，很多人选择看这个搞笑的电视剧。2008年除夕之夜，看春晚还是看中国对伊拉克的足球赛成了网络推出的话题，即使很多人厌烦国足，可那场足球赛还是带走了很多观众。
如果这些还属央视频道内部的分流的话，更多人则被网络、被酒吧的聚会彻底带离电视机前。他们不在乎春晚，不在乎赵本山到底上不上春晚。
哈文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曾经担任多届春晚策划的喜宏说，哈文的压力或许更大。从传播学指标来讲，春晚分“互联网前”和“互联网后”。以前，春晚只是时间轴上的线性结构，有些纰漏大家一鼓掌一哄哄也就过去了，而且以前发声的都是官方媒体，还有发稿审查机制。“互联网后”，大家可以下载着看春晚，可以拆解着看，有了破绽无法弥补。网络舆论都可以发声，及时、多样化、随感的言论越来越多，压力更大了。
同样曾担任多届春晚策划的石林则认为，越到最近几年，春晚总导演的压力会越低，因为人们对春晚的关注度越来越降低。可这降低的压力只是导演的创作压力，与它相反，审查压力反而越来越大。
哈文的压力有多大？只有她知道。
杨伟光：导演背后的导演
作为央视前台长，杨伟光和央视一起度过了最好的时光。
这个以新闻立台闻名的台长，1991年到1999年春晚的台内最终把关人。
他是春晚导演背后的导演，也深谙春晚的所有压力与复杂。
中国周刊记者彭波北京报道
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如果没有1985年春晚的失误，杨伟光可能不会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央视。
那一年，央视把春晚舞台搬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小舞台到大场馆，当时的直播能力却没有跟上，这一创新初衷遭到了观众的批评。据说央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批评信，当年3月2日央视在《新闻联播》里专门向全国观众道歉，表示：“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广电部的领导把这届春晚的失败归因为把关不严，决定从电台“空降”一位副台长去央视，广电部党组选择了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伟光。
当年，电台的境况好过电视台，49岁的杨伟光并不情愿去电视台，在堵了艾知生（时任广电部部长）门却被告知“已经定了”之后，他辞别电台同事做了央视的副台长。1991年他正式执掌央视帅印，在任近10年被一些专家与央视内部人员认为是“央视最辉煌的十年”。巧合的是，这十年也是中国春晚从80年代的精神解放转向文化消费，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色彩的繁荣期，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被赋予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些年春晚中，杨伟光的角色是一个“把关人”，这与他早年被指派到央视的“原因”暗合。
1999年，他“功德圆满”离开央视，却并未赋闲在家，写回忆录、拍电视剧、开影视公司，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工作状态。他参与策划制作的神话电视剧《妈祖》，今年开年在央八热播，创造了央八开年大剧的最高收视率。
在北京万寿路附近的一幢普通大楼里，《中国周刊》记者见到了杨伟光，他一身朴素的着装，拎着再简单不过的黑色公文包。你很难想象，这位78岁的老人，曾经站在那些春晚导演背后，导演着1990年代的一个个除夕之夜。
对话杨伟光
“春晚是一台讲政治的文艺盛宴”
Q＝《中国周刊》
A ＝杨伟光
大时代
Q：从80年代到90年代，春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早期的春晚，可以说是全国人民春节时最大的精神寄托。因为平时的电视节目和文艺节目较少，中央电视台在除夕夜举办一台集中了知名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的晚会，特别受老百姓的欢迎。80年代，大家都认为春晚好看，把吃饺子、放鞭炮、看晚会当成了民俗。
90年代以后，情况就有了一些变化，电视机里电视节目和文艺节目丰富了，晚会也增加了，每个周末看《综艺大观》就能看到不少明星。因此，春节时尽管可以集中一批优秀的人才参加晚会，但未必能比平时的水平高明很多。
Q：春晚从开始影响观众，变得被观众的品位所影响？
A：是的。随着观众品位和要求的提高，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央视除了举办春节联欢晚会还举办春节戏曲晚会和春节歌舞晚会，三台晚会同时播出，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这是90年代独有的。再后来，春晚希望在形式上进行改变，96年的时候在上海和西安办了分会场，但是观众也不满意，认为分不清楚哪个节目是在哪个场地，创新还是要从根本上进行。
Q：根本上的创新是什么？
A：是导演。1993年之前，春晚的总导演是由央视有关领导指定的。后来，为了鼓励大家的创新精神，打破旧的模式，创造新的模式，台里决定取消指定，对春晚导演实行招标，文艺部和台里搞文艺的导演都可以参加招标。招标的时候，部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都要去听、去讨论，以中标的导演为主，把其他人的好点子都吸收进去。第一届胜出的是张子扬，当时竞争的人也很多。
Q：那一届春晚，有什么创新点？
A：印象中，93年的春晚实现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电视节目与中央电视台春晚节目的对传，还在舞美设计上营造了两层包厢式的立体场景，改变了以往台上台下、平面相向的现场图景，这是子扬的一个创新。但是，从节目本身上看，特别精彩的还是不足。
大导演
Q：您可以说是春晚导演背后的“导演”，您对春晚有自己的想象吗？
A：具体的想象不是很多。但进入90年代，央视要转型成为真正的国家电视台，就要接受中国的特点，要有中国的特色。一方面要考虑观众的意见，不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春晚应该是一场文艺的盛宴，但是也要讲政治，只不过这个政治和新闻的政治是不一样的。
Q：有什么不一样？
A：新闻里的政治是要宣传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同时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但晚会如果这么宣传，就成了大会、课堂，晚会只求要有自己的主题，要反映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大事，用文艺形式表现。
Q：您对如何突出主题有具体要求吗？
A：会有简单的要求，但是总导演通常在竞标的标书里就会写明自己认为的春晚主题是什么，同时会配合具体的方案，台领导会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比如，97年香港回归时，我们就邀请了香港的歌手，同时还准备了群星歌曲《公元一九九七》；98年的时候，我邀请了可能出任澳门特首的人来参加春晚。
Q：在97年的春晚，据说董文华要演唱的歌曲本来是反映香港回归的《归航》，但被您临时改成《春天的故事》，不久之后小平同志就去世了。您是事先预想到，所以做的修改吗？
A：这倒不是，但当时也的确知道小平同志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临时改歌是因为在1997年1月1日，央视一套播出了文献片《邓小平》，主题曲就是《春天的故事》，当时也是热播，所以台里决定在春晚上有所体现。同时在那年春晚，我们认为反映香港回归的歌曲已经有了，这首《春天的故事》比《归航》更合适，所以换了下来。
Q：这些年春晚，您最满意的是哪一届？
A：98年的春晚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届，也是台里付出极大辛苦的一届。当时为了创新，我们想过要在深圳办，但后来一想，南方的冬天在室外办晚会也太冷。有同志提出建一新的演播厅，因为原先1000平米的一号厅紧挨着4个圆楼的一块空地，可以扩成1800平米。我说行，但最开始广电部没有批，我就给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打电话说有事要汇报，贾庆林同志很痛快地说，你有事现在就来。
Q：去了之后呢？
A：去了之后，我就对贾庆林同志说，春晚每年都在1000平米演播室办，很难创新，老百姓有意见，我们想要扩展舞台。贾庆林同志当时就同意了，指定了一个市长助理专门负责，当天下午就在台里开了一个协调会，公安、建设公司、消防的人全部找来，一起看了现场，直接越过了审批。仅仅用了86天，1800平米的演播室就建好了。等到春晚时，摄像机的长臂一摇，感觉场面大，很大气。
Q：您有压力吗？大吗？
A：我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节目终审的时候，大概是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做好把关，等到除夕夜时，反而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心里有数了。
大管家
Q：央视对春晚节目的审查始于何时？
A：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是一直就有，至少是85年以后就有。
Q：审查是随时随地吗？是怎样的流程？
A：对，基本上是随时随地。导演组一般提前半年就开始组织节目，首先是分导演向总导演汇报确定哪个节目要上哪个不上，上的要怎么改。总导演通过后，在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内，会把认为可以的节目集中起来先请分管文艺的副台长看，他通过了，再由其他有关台领导审看。
早期的审查通常不确定具体时间。每年春晚开始前的一个月，我经常都被叫去看节目，语言类节目审核次数会比较多，歌舞类节目一般安排得比较靠后。
Q：总导演对一个节目有多大的权力决定它的去留？会在终审时与台领导意见相左吗？
A：总导演对节目有初步的决定权，但要通过台领导的审核才能最后确定。有时候，台领导觉得这个节目要修改会提出来，不会说完全不行；但要是几个台领导都觉得不好，那就是真的有问题，撤掉就撤掉了，很少争执。
Q：您任台长期间，您有想要迫切去掉的节目吗？
A：有，每年春晚大概都有个组歌，就是一人唱一句的形式。我很想打掉这个节目，因为一人唱一句，观众其实感受不到这首歌真正的动听，可能都未必会注意谁唱了。但是拿不掉，因为有人积极推荐，需要安排。
Q：您曾经力保过什么节目吗？
A：有一首歌是1998年春晚上的《相约九八》，演员是那英和王菲，这首歌曲和舞台效果在审查时都比较好，大家都觉得不错就定了。但是，快到春晚的时候，那英有天晚上打电话给我，说歌曲被拿下了。我很吃惊，第二天去问是怎么回事，说是拿下来了，原因可能是王菲在97年时曾带了一首歌来春晚，但有些词被要求改，王菲的经纪人没有同意。没有上。所以，今年就不让上了。我没同意，觉得这个节目很好，应该上，播出后《相约九八》的确传唱度很广。
Q：作为把关人，您会对导演提哪些具体要求？
A：我一般很少干预他们的工作。但是从98年开始，我对总导演说，做春晚宣传时，不要总强调这届春晚怎么好，因为调子定得越高，失落感就越大。每年春晚，演员、编剧、导演能够出新的地方不多，所以一届春晚有一两个好的小品或相声，有一首歌能够传唱，就算成功了。
Q：这几年来，春晚广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从高额的广告费到去年的零广告，您是怎么看的？
A：对春晚广告，其实早有议论。大概很早之前，春晚就有广告。我在时，春晚的广告只在最开始和结束时有，同时也不通过招标。因为办春晚，资金不是问题，应该把除夕夜还给老百姓。但是，央视开支很大，春晚完全没有广告，也不正常，这应该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
Q：给春晚演员演出费是您提出来的，沿用至今，这是为什么？
A：这也是一种把关，把的是版权关。我在任时要求春晚和每个演员签约、给演出费用。制片人和导演组觉得好笑，说春晚谁都想上给钱做什么。我说，给多给少双方可以商量，你们来定，但一定要给，不给钱，就可能有版权官司。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给钱、不签合同，央视对春晚就没有版权。重播都会有争议。
Q：离开央视14年，您还会关注春晚吗？
A：会，虽然现在不是台长，管不了那么多人，但我是中国的老百姓，除夕夜还会看春晚，是不带压力地看。别人评价好与不好时，我会说每个导演的性格都不同，特色也不一样，但每个人都不容易，做春晚导演压力太大，但只有做过的人才知道众口难调，人人都满意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