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历届春晚导演大吐槽
目录：春晚导演大吐槽若论评判春晚，春晚的历届导演更能切中要害。
28 只有一个黄一鹤32 邓在军：点起冬天里的那把火34 赵安：当才华遇见权力38 张晓海：低调的“大胡子”40 郎昆：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43 张子扬：总导演从此要竞标44 袁德旺：总导演就是总碎催47 孟欣：难忘199850 刘铁民：大家都是总导演51 王冼平：不想再做傀儡54 陈雨露：无法实现的大联欢56 金越：春晚的政治属性58 陈临春：无力的中庸60 马东：喜剧不单是个“乐”64 哈文的压力有多大66 杨伟光：导演背后的导演69 洪民生：不愿做把关人
只有一个黄一鹤
黄一鹤执导春晚时，名头就是“导演”，现在都叫“总导演”。
可没一个总导演能攒下那个导演的口碑。
只有一个黄一鹤，这跟他军人出身有关，也跟那个时代有关。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在成为中国首届春晚导演之前，黄一鹤自言：“之前，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经历。”
1949年，15岁的黄一鹤参军，在解放军某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一年后，他就跟着部队去了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来，军一级文工团解散，黄一鹤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成为一名电视编导。
执导1983年首届春晚，则让黄一鹤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首届春晚大获成功后，他又陆续执导了四届春晚，被誉为“春晚开山鼻祖”。
为了春晚，他溜去中英街买磁带，与领导拍过桌子，异想天开地想邀请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春晚，甚至摔过当时广电部部长秘书的电话，一度面临被开除的境地。
黄一鹤感谢战争年代里“刀与火”的磨炼：“不是口号，而是动真格的，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
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2009年，《北京青年报》进行了一个调查：建国60周年百姓最喜爱春晚投票。投票结果是1983年首届春晚。
起初，黄一鹤感到吃惊和疑惑，后来他这么理解：“中国的艺术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讲的‘为谁服务’。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和百姓坐在一起，听百姓说话。83年春晚做到了‘为人民服务’。”
1983年春晚，黄一鹤推出了四条举措：实况直播、设主持人、设热线电话、请国家领导人出席。按照当时的条件，这四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于当时的社会氛围，黄一鹤有着自己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一张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很多时候假话连篇，最关键的是老百姓没有任何表达自己权利的可能性与途径。”
“老百姓一直受着压抑，”黄一鹤希望打破存在于电视工作中的弊病，“在我们传统观念里，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们是在上面的，百姓是在下面的，他们的心里话说不出来，憋在心里难受。”
“就是觉得百姓要说话。”黄一鹤将此视为83年春晚的“根本性的变化”。
为此，黄一鹤破天荒地为春晚设置了观众点播环节。一个观众点播的例子后来被无数次提起：点播李谷一《乡恋》的纸条装了满满五盘，现场督军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才下定决心拍板，观众愿望才得以满足。
“这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黄一鹤说，观众点播捅破了存在于百姓与电视台、百姓与领导之间的隔阂，“百姓主观上也许并没有自觉意识，自己受到了多大的恩宠，可客观上是这么回事儿。”
30年后，黄一鹤更愿意跳开节目本身来审视春晚里的“成名作”：“1983年，李谷一的《乡恋》，实际上是人们寻求自由的愿望得以展现，可以展示个人感情了，是一种人性化的表现；1984年，港台演职人员的出现，则是人们觉得我们国家应该把窗户打开，透一下气，跟外面联系一下，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上。”
“你满足了百姓的心愿，你不需要说什么，百姓就会认可你。”黄一鹤说。
1983年春晚结束后，众多观众的来信让央视不得不为黄一鹤和他的春晚剧组专门开了一个传达室。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听了好久没有听到的《乡恋》，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看到这个，黄一鹤的眼泪立马下来了。“当时赞美的语言很多，可前面加一个‘人民的’就是最高赞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1984年春晚结束当夜，中央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来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秘书表示：胡耀邦总书记听了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非常喜欢，想要学唱，想要一盘录像带。中央电视台连夜把录像带送了过去。后来，黄一鹤听老领导说，胡耀邦总书记连夜带着全家把《我的中国心》学会了。
“政审”张明敏
1983年的五一刚过，黄一鹤就开始建组研究1984年春晚怎么办了。当时，邓丽君的歌开始流传，年轻人热衷穿瘦腿的裤子，可街道大妈拿着剪刀上来就给剪开。突然刮来的保守之风，这让一心想要超越1983年春晚的黄一鹤压力特别大：“83年的茶座形式，用到极致了，形式上的突破不可能了，只能是内容上的突破，可类似《乡恋》那样的歌不能唱了。”
一天，苦闷的黄一鹤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一个豆腐块似的消息，说是1984年年底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要到北京来，和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声明》，其中一条与香港回归有关。
“香港回归，游子回归，把真正的香港人、台湾人，请到春晚舞台，祖国大陆是母亲，港台演员是孩子，漂泊在外的游子，投入母亲怀抱，于情于理，多好啊！”黄一鹤说自己当时真的是“眼前一亮”，为这个念头兴奋不已。
黄一鹤立即向时任台长王枫和副台长洪民生汇报，台领导听了很高兴，可是涉及到港台演员，他们也无权决定，便让黄一鹤回去写一份申请报告。
黄一鹤带着团队连夜写申请报告。在报告开头，他们抄了《毛主席语录》的部分内容。“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员请过来也是人之常情。”
台长王枫答应把申请报告向上级呈递，强调说没有把握获得批准。他问了黄一鹤一个问题：你们说要请港台演员，具体请谁呢？
黄一鹤一时语塞。王枫说，你们先带个剧组，往广东去，去找人。
众所周知，黄一鹤在深圳的中巴车上听到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我的中国心》，可寻找歌手张明敏以及让他最终登上春晚舞台的过程，可是煞费苦心，甚至差点断送了黄一鹤的职业生涯。
黄一鹤拿着中巴司机写给他的纸条，去买《我的中国心》的磁带。纸条上写的是“沙头角，中英街”。
拿着深圳公安部门特批的“前往边防禁区特许通行证”，黄一鹤来到了宽不足7米的中英街，可边防武警还是不让他到对面去。趁着武警不注意，黄一鹤溜了过去，用港币买到了《我的中国心》的磁带。
凭借多年的导演经验，黄一鹤自己先对《我的中国心》进行了审查，他觉得无论是歌词内容还是主题，都没有问题。如何找到张明敏的难题，摆在了黄一鹤面前。领导出主意给他，说可以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找人，黄一鹤找到了香港分社文艺处一位林姓工作人员，向其说明意图，对方帮忙联系上了张明敏。张明敏同意到北京参加春晚演出。
相关方面看了黄一鹤递交的报告后表示，看了张明敏的照片，听了《我的中国心》，都没有问题，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你们对张明敏进行政审了吗？
黄一鹤不解：他是香港人，我怎么政审他？
实际上，别说政审，黄一鹤对于张明敏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当时，整个大陆对于流行音乐都不熟悉，黄一鹤从声音中判断张明敏应该有40多岁，其实张只有26岁。因为判断失误，黄一鹤后来去机场接张明敏的时候都没有接着。
对方回答，很简单，你只要了解一下，他有没有给国民党军队慰问演出过，如果慰问演出过，那肯定不能来了，邓丽君就演出过，是肯定不能来的。
黄一鹤的心悬了起来。他打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让其帮忙对张明敏进行政审。政审结果是：张是一个业余歌手，是香港九龙做电子表的一个工人，没有参加过相关慰问演出的活动。得知政审结果后，相关方面放了心：“张明敏，可以来。”
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
尽管黄一鹤为1984年春晚定下的原则是“不喊一句政治口号，只讲鱼水之情，两岸一家亲”，可直到元旦，张明敏等港台演员上春晚的最终报告还是没有批下来。为了庆祝新年，整个剧组一起吃饭，黄一鹤也没有心思去，一个人呆在房间。
在黄一鹤看来，如果以张明敏为代表的港台演员不能上，那1984年春晚的整个主题就没有了，其他精心准备的《难忘今宵》、《回娘家》、《吃面条》就白搭了。
“魂没了，还有什么用？”黄一鹤说。
正当黄一鹤为此苦恼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黄一鹤拿起电话，不承想对方直呼其名，我是吴部长（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秘书，部长的意思是港台演员不能用，晚会需要调整，如果能调整，你就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黄一鹤撤了。
听了这番话，黄一鹤感觉复杂：“部长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晚会实况直播，如果任何一个港台演员在台上说出‘中共’二字，那就是塌天之祸，哪怕是部长也得一撸到底。”
可他在电话里直接告诉部长秘书：“请转告部长，我的意见是什么也来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铺盖离开剧组。”说完，没等对方开口，他就摔了电话。
黄一鹤毫不讳言自己摔电话后也感到后怕。“每个人都为前途活着，我一个志愿军战士，到中央台，别人都很羡慕，为了这个事儿，就相当于被扫地出门了。”
老朋友杨勇赶来安慰黄一鹤，两人聊了一宿。杨勇说，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做的哪一条和党的路线相悖了？
可直到腊月二十七，黄一鹤的报告还是没有批下来。台里领导也沉不住气了，问黄一鹤，上面不批怎么办？黄一鹤说，我天天给张明敏他们做工作，我们大陆和你们香港不一样，你说错了，或许我就被发配到边疆去了。张明敏则一再表态，我唱歌的，说不了几句话，肯定不出事。
腊月二十七当天，黄一鹤和台领导准备做最后一次争取。副台长洪民生从上午8点开始给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打电话，一直打到11点半。最后一次电话，谈的时间比较长，黄一鹤看到洪民生的眉头舒展开了。
洪民生是南方人，挂了电话，他一高兴乡音就出来了，冲着黄一鹤喊“王一鄂，可以播了！”黄一鹤说自己高兴得“眼前都黑了”。
整整三十年后，79岁的黄一鹤如此解释自己摔部长秘书电话的原因：“我也不是伟大，也有个人利益的纠结，我这个人把艺术视为生命，把艺术看得比生命还重。把晚会搞砸了，全国观众都骂我，那我搞得什么劲儿？”
“当然不提倡摔电话。”黄一鹤笑了。
“民主风气”
黄一鹤回忆说，头两年的春晚，节目几乎没有经过审查，“基本上整体看一遍就完了。”
1983年的春晚上，主持人刘晓庆在现场表达了对父母的思念之情。黄一鹤说，这并不在春晚的台本里面，但刘晓庆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至于说什么全由刘晓庆一人掌握。
早期春晚的节目，除了涉及港澳台演员的，审查力度都很小，导演有很大的权力。1987年春晚导演邓在军回忆说，那时候春晚节目基本上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修改。
黄一鹤将此归结为春晚的影响力尚小：“春晚还没有成型，没有人会想到有那么大的震撼力，当它成为一个主力部队，影响共和国的声誉形象了，那就要管了。”
黄一鹤拿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举例说，“像《宇宙牌香烟》，现在拿出来说，恐怕也有很多和国情不符的地方。而我们那个时候就可以，口径不一样。”
1990年春晚是黄一鹤执导的最后一届春晚。彩排时，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来审查节目，正好台湾演员凌峰刚表演完。凌峰摘了帽子，露出光头，打趣说，我长得不英俊，大陆同胞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我这张脸很中国，写着五千年的沧桑。
这番话把李瑞环和在场领导逗得开怀大笑。可凌峰接下来的几句话，却让包括黄一鹤在内的大多数人感到紧张。凌峰笑着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环说：瑞环兄，你别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众人一时怔住了。凌峰接着说，他（李瑞环）真的不好看，可他是个非常有水平的领导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赏。
李瑞环笑了，一旁的黄一鹤也笑了，在场的人都笑了。当年，凌峰以一首《小丑》登上春晚舞台，被大陆亿万观众记住。
“凌峰说了也就说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黄一鹤感慨说，“那带着一种民主风气。”
退休后
退休后，黄一鹤并没有闲下来。迄今为止，黄一鹤独立执导和参与策划地方台春晚近千台。
2010年，黄一鹤应邀出任黑龙江卫视春晚总导演。首届春晚导演的身份让黄一鹤大受地方台欢迎，黄一鹤回忆说，大约从1985年左右，他就应邀去地方台执导春晚。
像执导央视春晚一样，对于晚会主题的确立，黄一鹤依然十分重视。他看到了一个交通部统计的数据，说是当年中国有接近10亿人奔波在路上，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就是要回家。
这触动了黄一鹤：“如果你不赞美中国老百姓以家为核心的亲情的感悟，老是空话连篇，说一些不着调的，他会不想听。”
最终，黄一鹤将黑龙江2010年春晚的主题定为“回家过年”。也许是巧合，来年央视春晚的主题则定为了“回家过大年”，只有一字之差。
冯巩、姜昆、黄宏、郭冬临等春晚明星大腕参加了黑龙江春晚的录制。当时正是央视春晚审查最忙碌时，可竟然接近80%的一线语言类节目演员一起来到黑龙江，背后正是黄一鹤的影响力。
2011年，黄一鹤又受邀执导了宁夏春晚《我的家在宁夏》。在这台晚会上，黄一鹤将“亲切”放在首位，他去除了念电报的环节，而是让主持人念观众现场发来的短信。
在他看来，现在所有的春晚导演都在力争创新，春晚也实现了很多突破。“技术上是求新的，舞台上可以飞来飞去，可这只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似乎没有。你搞得越复杂，越富丽堂皇，百姓看了可能越不舒服，觉得你这样花钱，毫无意义。他们很多委屈，很多酸甜苦辣，不能只说甜的，苦的辣的都得说，要给人以对未来的希望。”
对于春晚导演所受约束越来越多的看法，黄一鹤不完全认同。“一方面是约束多了，另外一方面是敢于主张正义的人也少了。像当年，你开除我，我也这么干，现在没有敢这么干的人了。”
说完，黄一鹤又补充了一句，“现在可能有顾虑，动也动不了。”
附文
走上邪路的领掌员
春晚第一个领掌员出现在1984年，是著名相声演员赵炎。
赵炎是马季的搭档，可当年春晚，马季说的是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晚会开始前，赵炎找到黄一鹤说，黄导，现在马季老师一个人说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我除了相声小段《春联》，没别的事儿啊，我干嘛啊？黄一鹤心想，是啊，不能让他单着啊，就说，你帮我办一件事，你给我当拉拉队队长吧，带领大家热烈鼓掌。因此，赵炎成为了春晚上第一个“领掌员”。
那一年的春晚，有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著名小品《吃面条》，也有马季的《宇宙牌香烟》，还有姜昆和李文华的相声《夸家乡》，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当时，赵炎新买了一块表，防水、防震、防磁，三防的手表，是一个稀罕玩意儿。黄一鹤和赵炎在一块的时候，黄一鹤问，几点了。赵炎抬手一看，竟然发现表不走了。原来是赵炎带着大家鼓掌鼓得实在厉害，把表震坏了。黄一鹤当即承诺，晚会结束我一定赔给你。后来，黄一鹤一忙就给忘了。2011年，央视拍摄关于“春晚三十年”的纪录片，听说了这个故事，觉得很有价值，就把黄一鹤和赵炎请来，并替黄一鹤赔了赵炎一块表。
虽然在他任上诞生了“领掌员”，但黄一鹤并不看好现在的领掌员，“（领掌员）后来走到邪路上去了，成了起哄了。” 邓在军：点起冬天里的那把火
2000年，第一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将特等奖颁给了13年前的1987年春晚，
最佳编导则由此届春晚导演邓在军获得。普通观众或许不了解星光奖，可会记得那届春晚，费翔演唱的两首歌《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
中国周刊记者 闫小青 北京报道
“朋友啊，朋友，让我们静静地等，还有，还有五分钟，未来希望和光明就要敲响春天的钟……”随着胡晓晴演唱的《春天的钟》接近尾声，1987年新年的钟声敲响。
舞台上朱红色的大门徐徐关闭，总导演邓在军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松弛下来，她在想：全国人民满意吗？这次能给我们多少分？
“领导要处分我了”
1987年除夕之前，中央电视台刚刚搬离了广播大楼院内的地震临建楼，迁至玉渊潭畔“彩电中心”。1987年春晚就是在新的1000平方米演播厅里直播的。
这届春晚也换了新的导演，从连续执导了四届的黄一鹤变成了女导演邓在军。
和全新的舞台布景相得益彰，邓在军的春晚风格与黄一鹤完全不同。
中央电视台前副台长、长期分管文艺部的洪民生回忆说，邓在军不喜欢用成名的演员，也从来不用现成的节目。她总是喜欢四处发掘新人，似乎开发新面孔能带给她成就感。
费翔、毛阿敏、韦唯都是在春晚舞台上脱颖而出的明星，而造星的人就是邓在军。
走上舞台的费翔、毛阿敏、韦唯光彩照人，然而在舞台背后，总导演的邓在军却要承受所有的责任和压力。
筹备1987年春晚时，邓在军敲定了台湾歌手费翔。一次编导会上，有人突然提出：费翔的母亲是台湾人，父亲却是美国人，费翔不能算是台湾人，不能在春晚演出。一时间七嘴八舌纷纷发表意见，争执不下。
最后，邓在军坚持：“血统上费翔是中国人。”
费翔虽可以留下来，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费翔最早被定下的歌曲，是政治和情感上都非常正确的《故乡的云》。邓在军认为，应该给费翔加唱另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因为这首歌的节奏太棒了。
在前三届春晚，一个歌手唱两三首歌本不是问题。但随着春晚知名度的提升，1986年，中央电视台给春晚规定，每个演员只能唱一首歌。
在大陆尚无名气的费翔没法唱两首歌，可邓在军极力想促成一首慢歌、一首快歌的配搭。最后，音乐编辑曾文济想了个办法，把两首歌通过间奏编排在了一起。这才有了日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审查节目时，台领导又提出意见，邓在军给费翔设计的间奏动作迪斯科的节奏感太强。
邓在军跟台领导年龄相仿，她实在不甘心，就开始倚老卖老，“真的不错，饶了我们吧。”
台领导犹豫不决，但在直播前还是决定拿掉间奏的迪斯科舞蹈动作。
可是直播时，乐队却在照样演奏，费翔也照样在跳迪斯科。领导急了，邓在军赶忙解释，实在太忙，没有来得及跟下面的人说拿掉间奏。
领导在话筒里嚷起来：“邓在军，不能切全景！你再切全景，我处分你！”
邓在军通知切换导演：“好了，再切全景，领导要处分我了，快切近景吧。”
结果，观众看到的“一把火”前半曲镜头有全景也有近景，后半曲镜头只是近景、近景，还是近景。人们倒是借此仔细端详了费翔的高鼻深眼和独特的发型。春晚结束后，费翔的发型随即流行大江南北。
2000年，中央电视台首次设置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将特等奖和最佳编导奖颁给了《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和邓在军。
邓在军记得，那一年有媒体总结历届春晚的成败：“1987年的春节晚会被看作最成功、最辉煌的一次，那时的导演是邓在军。”
“这是溢美之词”，在回忆录里，邓在军提到这段评价，坦承地说：之前四年的电视直播已经让观众认可了春节联欢晚会。
邓在军需要做的就是把节目做得漂亮，她的成功是在最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史前春晚
其实，邓在军也是开拓这个好时代的一员。
1979年除夕前夕，刚刚恢复文艺节目的中央电视台准备举办“迎新春文艺晚会”，导演就是邓在军。这台晚会，也是春晚的前身。
迎新春文艺晚会因为“文革”已经搁置了十多年，“文革”前的迎新春晚会是文艺圈里的联欢，每年由新闻电影制片厂负责录制成纪录片。
如果没有“文革”，或许我们会早些在电视中看到春晚。
影像资料里的1955迎新春文艺晚会，侯宝林因为挤公共汽车好几趟没上去，结果表演迟到了。报幕员说因为侯宝林迟到把节目后推。着急忙慌的侯宝林在后台钻进一门，进去后被人一推，大变活人把侯宝林变到了舞台上。
1959年7月，邓在军转业后考进中央电视台，没多久被选调到文艺组，成了编导。从最基础的画面切换都不懂，“文革”前，她成为电视台公认的“四大导演”（邓在军、杨洁、王扶林、黄一鹤）。
刚刚走上事业上升期的邓在军在“文革”中被翻出来是地主出身，被定性为“封资修”、“大洋古”，每天在批斗会上听人大喊：“邓在军站起来”，“邓在军，你要态度端正，要老实揭发。”
后来，邓在军进了干校“先锋连”杀猪，直到“文革”结束也没弄明白怎样才有一颗“红心”。
执导1979年迎新春晚会时，12岁就到部队文工团的邓在军，只觉得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种喷薄欲出的激情需要宣泄。她相信，所有中国老百姓的心情也都与她一样。
她给这台晚会找了一个特别的形式，茶话会。1983年春晚也沿用了这种联欢方式。
在开场部分，邓在军没有用领导指示的大段的政治宣传口号和新年贺词，而是超前地以人们久违了的交谊舞开场。她也没有用传统的报幕员一本正经报幕，而找来四位相声演员串场……
很多细节没有被记载在春晚历史中，但1979年的迎新春文艺晚会却为直播春晚开了一个好头。1983年春晚时，邓在军担任了切换导演，也是首届春晚成功的幕后中坚。
1987年，邓在军从黄一鹤手里接回了自己发出的第一棒，成功执导了第五届春晚。作为第一代春晚导演，她和黄一鹤一起开拓了春晚的空间。 赵安：当才华遇见权力
赵安是春晚总导演中唯一一个入狱的人，但他的才华从未因此而被圈内人否定。当才华遇见权力，是否能把持自己、主导自己的命运，便与才华无关了。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2001年1月，蛇年春晚前几天，央视《朋友》栏目搞了一期特别的策划——总制片人也曾是春晚总导演的袁德旺邀请了三代春晚总导演，来聊策划制作18年春晚的酸甜苦辣，要求是每一个导演都要带一个朋友来。
与他人照做不同，曾七次参与执导并四次出任春晚总导演的“第二代”代表的赵安，成为了特殊的一个：独自一人来了。
赵安这样解释：“要求我带一个朋友来，我觉得名额不够，因为这么多朋友帮助我，没有他们我做不下来；但同时带一位又显得多，因为时间有限，朋友说多了我就不能说，我说多了朋友不能说。一个名额是又多又少。”
和赵安12年前的那份心情相似，现在，他的朋友们在接受《中国周刊》访问时谈起这个著名大胡子导演时，也颇为矛盾纠结：“说太多他的好，有领导不高兴。说他不好，又违心，这个人确实很有才华。”
“例外的一个”
被誉为“大胡子导演”的赵安，一度将自己成功的起点归因于长相。
“说实话，一个人的长相有时确实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尽管有很多人不承认这点。”他说。
赵安指的是自己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录取。初二时，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到杭州招生，这所由中国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合并成立的学校，当时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生。不会跳舞、两条腿很硬的赵安，在做完一套广播体操后，竟被录取了。在赵安看来，录取的原因就是他长相秀气。
1984年，赵安从中央歌剧舞剧院调入央视文艺部。作为舞蹈演员的赵安，曾经听到来自同事的轻视：“怎么又来一个搞舞蹈的？”
而在央视原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看来，赵安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央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
在赵安来到文艺部前一年，邹友开从文化生活组调到文艺部，出任副主任。尽管是从科级干部成为了副处级干部，可邹友开并不情愿。
这与当时文艺部在央视的地位有关。当时文艺部在台里的地位不高，工作人员大部分从地方转业而来，虽然有实践经验，肯吃苦，可是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较低，文艺部并没有什么叫得响的节目，而邹友开在文化生活组搞的《话说长江》、《兰考焦裕禄》等专题却取得了很大反响。
人才匮乏，是邹友开面临的最大问题。按照邹友开的设想，搞电视文艺编导的必须得是大学本科以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赵安、张晓海和金越等为代表的年轻人被招入央视文艺部。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批年轻人，开创了央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一个文艺节目的繁荣时代，他们执导的春晚也代表了中国电视娱乐的最高水平。1989年的春晚，还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春晚导演，当时年仅29岁的张晓海和30岁的赵安一同担任了春晚总导演。
可一开始，赵安和张晓海——这两个大胡子，并没有入邹友开的法眼。
赵安来央视之前只是一名普通的舞蹈演员。到了央视之后，他一度干的是为剧组买包子和鸡蛋汤的活儿，可赵安却成为了“例外的一个”。
一次，分到舞蹈组的赵安去录一个剧场里的歌舞节目。录完后，像当时所有人做的一样，赵安几乎原封不动地就交了上去。邹友开看完后觉得舞台痕迹太重，效果不好，便找来赵安，商量如何改进效果。
邹友开说，你不能把这台节目直接从剧场搬到电视上，要把舞台痕迹消灭得干干净净，符合电视需要，又不打破原来节目的完整性，这样你就胜利了。赵安答应拿回去重新做。邹友开心里并不抱太大希望。
一个周后，赵安剪了一个50多分钟的片子，他把节目的报幕词全部拿掉，自己配上画外音进行串联，还加上了部分歌舞的背景知识，整个片子信息量很大。
赵安“胜利”了。邹友开非常满意，后来还推荐这部片子参加“星光奖”评选。
“赵安做了一个类似于专题纪录片的东西，现在看很普通，可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创新，他肯动脑，有想法，很认真，不得过且过，”邹友开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可造之材”，“搞文艺，形象思维很重要，赵安是我唯独在大学本科之外看中的一个。”
多年以后，赵安的才华在监狱中得到展现。赵安最初在北京大兴的天和监狱服刑，后来转到位于河北燕郊的燕城监狱服刑。在监狱，赵安是受欢迎的人，他负责的每次晚会都能得奖。据说，赵安非常能因地制宜，组织犯人用牙缸、饭碗敲出音符，就能串出一个好节目。
赵安进入央视不久，为了提高他的技术水平，邹友开还特意安排资深女切换导演张淑芬带着赵安，教他电视切换技术。
赵安很快掌握了切换技术，还担任了1986年春晚的切换导演。
赵安的形象思维和制作的歌舞节目，慢慢获得了大家的好评。
1989年春晚，邹友开点将让赵安和张晓海成为春晚总导演，两个年轻人将春晚的舞台放到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那届春晚捧出了韦唯的《爱的奉献》和赵丽蓉的《英雄母亲的一天》等经典节目，获得好评。
“大胡子导演”赵安开始出名了。
“大胡子”与“小嘀咕”
赵安的“小嘀咕”，与他的大胡子在圈里一样有名。
1999年，赵安在人民大会堂执导了史诗型《祖国颂》大型文艺晚会，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晚会刚完，赵安和张晓海便带着一干春晚主创，去了海南岛，为了2000年春晚进行闭门创作。
赵安对世纪之交的这台春晚很是看重，他和张晓海邀请了几位策划高手，为他们出谋划策，力求“标新立异、出奇制胜”。
按理说，这应该是一次并无多少压力的“神仙会”，因为出发去海南前，广电总局领导和台里的领导专家已经充分肯定了这两个大胡子导演的投标方案，可赵安的“小嘀咕”又犯了，弄得各路人马疲惫不堪。
像以往一样，赵安的“小嘀咕”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断地tuifan自己，和自己叫板，翻来覆去地鼓捣春晚方案和节目构思。赵安从来不睡懒觉，天天准时起床，准时吃早饭，还喜欢在早饭前后思考问题。昨天他和大家伙儿一起讨论定下来的事儿，经常隔夜就不算数了。每天会议一开始，赵安就开始不停地假设，不停地反问，不停地逼人发表意见，经常是好不容易确定的事情就又tuifan了。就这样一连四天，策划会开得人困马乏，到最后连吃海鲜的胃口都没有了。
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何继青是第一次受邀参加策划会。他感慨说：“赵安，你这四五个小时晚会折腾得比我干四十集《和平年代》还要累，负担还要重。”
一位参加了当年海南策划会的知情人士回忆说：“他总是不满，总是能挑出毛病，找出差距，自己不急不躁，笑眯眯地，一个劲儿说‘谢谢大家’，弄得人没脾气，乖乖地配合他。”
后来，赵安的“小嘀咕”成为了2000年春晚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他没“嘀咕”过的节目，谁也不能拍板。
正是在这届春晚中，时任文艺中心副主任的赵安找到刘欢，希望他能够专门为春晚写首歌，赵安的要求是“其中一句流行就是成功”。刘欢创作了歌曲《温情永远》，有一句歌词这样写道：“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不可能所有事一天做完，还有爱在你身边。”
赵安听过后，建议直接用“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这句歌词作歌名。刘欢认为这样做太直白，不浪漫，就没有接受。赵安尊重了刘欢的意见。
春晚舞台上，刘欢自弹自唱了这首歌，现场效果很好。《温情永远》的质朴和真挚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当年春节联欢晚会观众最喜爱节目歌舞类二等奖，一度高居各大流行歌曲排行榜首位。
即便这样，赵安也认为《温情永远》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流行度。
“从推广的角度看，他的建议有道理。我至今都感谢赵安对著作权人的尊重，要知道这对当时的央视导演和具体领导来说很不容易，”在刘欢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很人性的进步。” “只有权力异化人”
春晚资深策划撰稿人石林，做过1997年、2001年、2002年和2004年四届春晚的总策划与总撰稿，从春晚早期开始一共参与十一届春晚的策划工作，在他看来，在这么多合作过的春晚导演里，赵安算得上“礼贤下士”的一个。
石林和赵安的成熟合作，始于1989年春晚著名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这个小品里，赵安“发掘”了评剧演员赵丽蓉，让其成为了演小品的“老来俏”。其实，最早确定的女演员并不是赵丽蓉，而是一位资深电影演员，可排了好多次效果总是不理想，赵安顶住压力，换掉了那个资深电影演员，请来了赵丽蓉，结果小品的彩儿一下子就出来了。
在小品里，石林设计的桥段之一，是赵丽蓉饰演的老太太说买这么多东西，下半月咋过？电视台记者说没事儿，这是虚构，老太太说你们电视台这就是蒙人。
在电视台的节目上讽刺电视台，赵安却没任何意见。“这文风多尖刻！”石林说，赵安非常理解创作者的意图，“和他进行艺术创作上的沟通，舒服极了，从艺术感觉上，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不像一些人根本听不懂。”
在石林的印象里，在没有当上文艺部主任时，春晚前，赵安都会提前到家里拜访他，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反复和他沟通某一个小品的社会背景、创意构思。
“算是礼贤下士了，赵安给创作人员创造一切条件，让人不得不好好给他干。”石林感慨说。
此后，两人又陆续合作了春晚小品《妈妈的今天》、《如此包装》等节目，特别是《如此包装》，成为了春晚小品的经典之作，赵安以“找乐”为主题的作品，为春晚开创了新思路。
事实证明，在以赵安和张晓海为代表的新一代春晚导演的努力下，春晚进入一个新的全盛时期。春晚成为了中国演艺界的最大名利场，而春晚总导演似乎是这个名利场上最有权力的人。
而石林并不赞同这个说法：“春晚审查最后完成，上面有很多可以把你随时毙掉，（春晚总导演）只是一个节目前期的组织者，生杀大权不在导演手里。”
在石林看来，改变赵安的不是春晚总导演本身，而是由于文艺中心在央视的特殊位置——春晚的影响力会把文艺中心主任的位置的影响力无限放大。
“搞艺术，不管多么辉煌，还是搞艺术，春晚总导演不止赵安一个。当领导以后，膨胀了，只有权力异化人。”石林说。
“骂也骂不醒了”
作为提携赵安的恩师，邹友开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发现了赵安身上的变化，“慢慢地把控不了自己。”
对于央视知名导演来说，见到高级别的领导是相对容易的一件事，可邹友开一直告诫自己的得意弟子：“要尽量躲一点。”
有一次，邹友开和赵安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活动，一位领导在场。活动结束，赵安拉着邹友开的手，说，咱们找领导合影去。走到一半，邹友开挣开了，说，我不去了，你也不要去了吧。最后，赵安自己去了。
在邹友开看来，当上春晚总导演，对每个电视导演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肯定和荣耀，“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改变，只不过有个程度问题。”
邹友开不止一次提醒赵安要低调一些。“少说，多做，不吹。做出的成绩越多越大，越要夹起尾巴做人，”可后来的赵安“人已经膨胀到那个地步了，听不进去了，骂也骂不醒了。我也不在他眼里”。
每年年三十，在人民大会堂会有一个团拜会，参加人员都是部长一级，央视台长多是列席参加。按照惯例，当天上午央视会派人把当天晚上的春晚节目单送到现场，向各位领导拜年。一般情况下，这个任务是台长一级的领导或者是文艺中心的领导负责的，可赵安自己拿着节目单就去人民大会堂了。
这样一来，央视内部对于赵安的非议慢慢地多了起来。
2000年的春节晚会是由赵安和张晓海联合执导，一位知情人士感慨：“看到他们俩从飞机上直接下到晚会现场，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以前从没觉得赵安张扬，这次有了这种感觉。”
正因为如此，赵安出事后，邹友开感到“非常吃惊”， 也感到是“早晚的事情”。
2002年9月26日，赵安执导完《濠江明月情》后，从澳门返京。据知情人士透露，赵安“一下飞机，就被抓了”。执法人员对他进行了全面审查，理由是他的实际收入与消费不符，赵安只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却拥有豪宅、轿车及大量贵重物品。
鲜为人知的是，几天后，赵安被人保了出来。此间，邹友开见到过赵安，询问其发生了什么事情。邹友开回忆说当时赵安显得颇为轻松，似乎并没有将被审查之事放在心上，一个劲地说：“我没事儿，一点事儿没有。”
没过几天，赵安正式被捕。
没有如果
赵安被捕入狱后，围绕其受贿的传闻满天飞。有人说赵安当文艺部主任，私下收了很多钱，甚至有消息说警方在赵安家里光现金就起获了1000多万元。
赵安入狱后不久，两位检察官找到邹友开，拿着一份检举赵安执导晚会的具体贪污款项的材料，找邹友开核实。
邹友开仔细看过材料，说，这台晚会的全部支出都是我管，赵安根本不管晚会的资金支出。当着检察官的面，邹友开写了一份材料，证明检举材料不实。
还有一次，赵安的律师拿了另外一份检举材料来找邹友开。材料说赵安利用手中权力，在1998年的春晚中安排演员。邹友开看了，直斥“扯淡！98年导演是孟欣，和赵安有什么关系？”
“作为曾经密切参与春晚的负责人，这些事情我非常了解，赵安当了四次央视春晚的总导演，权力并非外界传闻的那么大，”主管了十多年春晚的邹友开说，这并不只是为赵安一人辩解，“实际上，并不只是赵安一人，任何一个春晚总导演的权力，都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大，那么绝对，那么夸张。”
最终，44岁的赵安因受贿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法院认定，赵安身为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牟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行贿者是留着一头长发、被誉为“词坛怪才”的张俊以。
法院认定，张俊以为了能让自己写的歌上春晚等晚会，才多次行贿赵安。
2003年，这一轰动一时的案件也被解读为：“媒体缺乏监督，这是一种新的危险。”
赵安受贿案立案后，央视即正式作出决定：开除赵安的党籍和公职，同时免去其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的职务。
赵安成为了央视建台46年后第一个被“双开”的中层干部。
2008年4月，赵安保释出狱后第二天，就托一朋友打电话给邹友开约其一起吃饭。邹友开当即就同意了，还特意嘱咐赵安要带妻子——女高音歌唱家芦秀梅一起来。
“他明显憔悴了，”邹友开看见昔日的弟子，眼泪差点掉下来，“几年不见，他显得有些老了，精神上有点儿萎靡不振，一言一行特别谨小慎微。”
一落座，邹友开就认真地和赵安说：“你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要那么张扬，犯了错误，知错就改。你才40多岁，路还很长，日子还长，只要努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赵安当即起身向邹友开敬茶，感谢当年邹对他的支持，还表示一定会好好努力，重新开始。
这顿饭，从7点多吃到晚上10点多，赵安不停地向邹友开敬茶敬酒。赵安还说，自己在监狱里身体不是很好，可坚持出黑板报，看书学习，逢年过节导演节目，努力表现，才获得了假释资格。
看着眼前的赵安，邹友开“五味杂陈”：“他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可如果当初不那样，他的舞台该有多大啊！”
“赵安如果文化起点高，绝对不会犯以后的错误，”邹友开说，“有文化水准的人，看问题往往比较辩证。文化起点低的人，一取得成绩，就飘飘然了，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
可一切没有如果。
去年3月，赵安的妻子芦秀梅在与癌症抗争了四年后去世。邹友开去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上，赵安失声痛哭。“说句心里话，芦秀梅去世，与赵安不能说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下，她心情能好吗？”邹友开说。
邹友开说，赵安的女儿一开始在幼儿园，“像在天上一样”，甚至一度有明星派人负责接送，可赵安一出事，连孩子都被人看不起，无奈之下，家人只能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很惨啊，很惨啊，”邹友开重复感叹了两句，接着长叹一声，“可惜了！” 张晓海：低调的“大胡子”
“大名之下，张晓海把握得比较好。”
中国周刊记者李佳蔚北京报道
张晓海剃掉标志性的大胡子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7年9月底。
那一次，他和同事陈临春亲赴东北开原，邀请赵本山参加两人执导的2008年春晚。这是张晓海最后一次出任春晚总导演。此前，他曾执导1989年、1996年和2000年三届春晚。
在农村炕头上，赵本山说起自己在“非典”时选址兴建影视基地的壮举：“头一天看地，第二天就签合同，随后就动工修建了……”张晓海听得投入，当场向赵本山“求职”：“等我退休了，就来替你看大门吧，这活儿我在行！”
张晓海自然不会在退休后去当一个看大门的，可他的低调可见一斑。
实际上，低调务实一直就是张晓海的标签。
198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张晓海进入央视文艺部，成为一名电视编导。当时，文艺部的负责人是后来被称为创建了“春晚品牌”的邹友开。
科班出身的张晓海切换技术非常出色，可还是被分到了地方组，是当时最没有权力、影响力最小的一个部门。在邹友开的记忆中，当年的张晓海留着标志性的大胡子，外形很扎人，可话却很少，除了开会，平时几乎不怎么说话。邹友开戏言：“让他去地方组，相当于把他冷落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邹友开组织了个“全国电视文艺暨文化生活研讨会”，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
邹友开找来张晓海，说，你把各个台来的代表的房间安排好吧。他给了张晓海一个上午的时间。张晓海说，好。
两个小时之后，张晓海来找邹友开，说，办完了。
这件事情让邹友开对张晓海有了好感。他找张晓海谈话，慢慢发觉这个平时话不多的年轻人的肚子里装了很多想法。
“能吃苦，很上进。”这是邹友开对当时张晓海的另一个印象。一次录中秋晚会，张晓海在玉渊潭公园，为了录一个月亮的镜头，连续几天干到凌晨四点。
邹友开决意培养这个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与此同时，为了适应新时代下央视文艺节目的发展需要，邹友开开始培养年轻导演。央视内部有一个说法，邹友开手下有“五虎上将”，即张晓海与同时期的导演赵安、郎昆、张子扬和孟欣。
1989年，张晓海与赵安首次执导春晚。当年，张晓海29岁。不过，这次春晚的“主脑”实际上是背后的邹友开。1996年的春晚，才是真正属于张晓海的春晚。
因成功地执导了1995年的国庆焰火晚会等几台大型综艺晚会，张晓海在1996年春节晚会总导演竞选中一举中标。张晓海执导的晚会一向以场面宏伟、技术难度大著称，在1996年春晚中，张晓海更是在卫星直播条件简陋的条件下，首次打破演播厅的局限，让春晚走出北京演播厅，在上海、西安设立两个分会场，三地互传。
2000年，张晓海与赵安联合执导了春晚。那一年春晚的开场仪式与众不同：央视春晚的飞机飞遍了祖国大地后到达春晚现场，作为总导演的张晓海和赵安，从飞机上走下来，向观众拜年。张晓海和赵安，一时风光无限。
可就是从这届春晚开始，两个大胡子导演的命运却有了截然不同的走向。
赵安因为受贿在三年之后被判入狱，从天上跌倒了地下。张晓海却一路走高，陆续出任2008年春晚总导演和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阅兵总导演，尤其是优秀地完成了阅兵转播任务，被认为“战功卓著”。
在仕途上，张晓海更是步步高升，历任文艺中心文艺部副主任、主任，直至综艺频道总监。
可伴随着仕途的走高，张晓海在媒体前抛头露面却越来越少，2008年春晚总导演中标后，张晓海和搭档陈临春接受了一个几分钟的简单采访。与陈临春的慷慨激昂不同，张晓海一如既往的低调：“踏踏实实地搞好创作，多做，少说，希望得到全国观众对我们的支持。”
“大名之下，张晓海把握得比较好，”作为张的老领导，邹友开评价说。
人们常常将张晓海与赵安这两个大胡子导演进行比较，对此，邹友开则说：“从一个春晚导演的综合素质来看，张晓海比赵安更懂得如何收着自己。” 郎昆：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
和春晚老导演黄一鹤一样，郎昆当过五届春晚总导演，两人并列春晚之最。不同的是，黄一鹤当导演时，春晚一直在上升期，而郎昆从1991年第一次当总导演到2009年最后一次当总导演，春晚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北京报道
春晚剧组总是在夜里八点才开始开会。在众人疲惫不堪时，总导演郎昆提出了一个创意。“这个创意我已经梦想了很多年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实现，但我知道一定是实现不了的，但我又不能不说。”众人说：“那你就说吧，就当过过嘴瘾。”于是郎昆在现场放起了钢琴协奏曲，他梦想在春晚的高潮部分用钢琴和交响乐团，设计太阳怎样升起，光如何打，气势恢宏，中国崛起。大家热血沸腾纷纷鼓掌。只有抽烟的几个总策划堵在门口闷声不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第二天，再没人谈起这个事情。郎昆感叹说：“还是那句话，春晚不是总导演的艺术，总导演是春晚的一个执行者，他不是决策者。”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
1983年，刚刚大学毕业的郎昆进入央视。那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直播春晚。“（我）那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当剧务，为剧组送包子和鸡蛋汤。”郎昆负责接送演员，在现场提醒演员上场。“接侯宝林、马季、姜昆，语言类的演员，还有李谷一、刘晓庆，那是她们风华正茂的时候。李谷一一个人唱七首歌，现在七个人都轮不上唱一首歌。”
第一届春晚在广电总局老电视台的600平米演播室。当时的郎昆觉得空间好大，能坐好多人。“现在进去，觉得做俩访谈节目还行。”
当时办春晚以文艺部为主，“文艺部人也不多，大家一起上，甚至台长都跟着参与。”郎昆在外围，里边演什么也不大清楚。他记得现场观众是发票入场，还没有劳模，“但也有光荣的军人啊，某方面的代表啊。”春晚6个小时，现场观众看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了，台长在食堂弄个大盆来，里边泡上雀巢咖啡，让郎昆他们用纸杯给观众一人一杯。
“那时候灯光很少，但人的热情很高，那时候春节晚会主宰力量很强，主导着一家人过春节。”郎昆回忆说。
1980年代中后期，社会的开放风气在春晚上得到明显的体现。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在西洋乐和民乐共同演奏的“89春节序曲”中拉开帷幕。主持人赵忠祥向坐在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拜年。魔术师变出一副对联。上联是“万事盛意”，下联是“招财进宝”，拉开长长的横幅“向全国人民拜年。”
一年之后，春晚的开场白就发生了大变化。主持人还是赵忠祥，他说的是：“全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向各条战线的同志们，向国外工作学习的亲人们，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向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拜年。”也在那一年，嘉宾席就座了部分全国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战斗英雄。那届春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来到了现场，整个见面过程持续了大约6分钟。
又过了一年的1991年，郎昆被任命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晚会进行到一半时，插入了外景现场采访。在首都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炼钢炉前，慰问坚持生产的工人。他通过春晚向全国人民讲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全国各族人民、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拜年，向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特别是戍守在边疆、高原、海岛、严寒地区的同志们拜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来到危房改造后的北京菊儿胡同，他在居民家中向全国人民拜年，“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国人民能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参与执导过1983年、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五届春节晚会，并出任1997年、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袁德旺看来，1990年是春晚的一个转折点。“90年以前，春节晚会的主要形态是联欢，台上台下互动，融为一体，不是很严谨，舞台美术不是很讲究，主持串联词也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用语。90年以后的春节晚会基本上摒弃了联欢的方式，基本上变成了对过去那一年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所以它的节目本身是以庆典的方式为主来播出，很多年是这个状态。它必然是越做越大。舞美越来越讲究，纯粹政治化的语言在串联词中越来越多。”
郎昆执导的1991年春节晚会，回顾了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的召开，主持人李扬说：“亚运的成就、亚运的光辉、亚运的精神至今还深深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1994年，郎昆通过投标，第二次担任春晚总导演。头一年的成就，有一件便是马家军在世界大赛上摘金夺银。倪萍在春晚现场采访了王军霞，王军霞哽咽着说：“我们队员的十个脚趾，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我们睡觉时，脚在被窝里都不敢乱动，太疼了，钻心的疼。而每吃一口饭，就直往上翻。每往上翻一口，眼泪就不自主地流了下来。但是为了训练，还是硬往下咽，训练太苦了，太枯燥了。”全场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当年的小品《打扑克》中，侯耀文和黄宏用小小一副牌讽刺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可最后，又用马家军说事，搞了个光明的尾巴，“不是马家军打了兴奋剂，是马家军给十二亿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打了一针兴奋剂。我们中国，总有一天要像马家军一样，跑在世界最前方。”
春晚从无意识进入到有意识制作，文化定位的转换使春晚具有了国家主流文化意识，成了每年国家文化的一个指标。郎昆曾说：“你不要小看它里面的一首歌，也不要小看一个杂技、一个舞蹈、一个魔术甚至一句台词，虽然它是给老百姓看的，但它是国家文化意识的一个传递。在这个大年三十合家团聚的时刻，国家有话要说，国民有话想听，它的关键点就在于国家有话要说的时候国民是否爱听，是否想听，它的核心主导在于，总导演是否给国家想说的话和国民想听的话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我们心里很清楚，全家围炉守岁、欢度除夕的时候，仅仅只看春节晚会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2005年，郎昆第三次担任了央视春晚的总导演。而此时，春晚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了变化。“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发现这个主导地位在稍稍地转变，尤其是到了90年代末期，春晚的主导地位逐渐向伴随地位过渡。这是社会多元化的新形态造成的。很多观众宁肯选择在网络上玩游戏、看片子，有些人宁肯打牌或者去做些别的，也不守着电视看春晚。春晚的伴随地位就这样产生了。”
在春晚的策划会上，郎昆向喜宏等几位总策划提起，央视的频道化，使像《同一首歌》这样的大型晚会节目常态化。以前一年就盼着一场春节晚会的观众，现在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能欣赏到大型晚会，春晚对观众的刺激度已经不够了。他们能做的，便是“创新和坚守两个理念同时推进”。郎昆跟导演团队说，凡是以前见过的、听过的，就别在讨论会上提，拿出来的节目首先得是观众没看见过的。创新的高限是创作观众没有看见过的节目，第二步再把观众看到过的节目尽量做到最好，底线就是别把观众烂熟于心的节目做得太水。“比如那个大联唱，所有人都烦，我也烦，但必须得有，我们只能把它做得更好看。”
2005年，央视首次提出“开门办春晚”。在晚会现场，各地方台主持人向观众送春联拜大年，晚会也融入了各地方台推选的节目。总策划喜宏说：“开门办春晚是上面的意思。”在他新近出版的小说《春晚》里，特意提到了“开门办春晚”。“其实有点讽刺幽默的意思。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开门。它是开门，差不多跟开门办选举是一个意思，你懂得啦。”
郎昆还是从艺术的角度对节目进行了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再造。2005年，由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使晚会达到一个小高潮。一些在后来观看过《千手观音》现场演出的人发现，舞蹈并没有春晚的效果好。喜宏说：“郎昆充分利用了电视的声光电等各种技术。”
在喜宏的小说《春晚》里，这样描述“春晚的突破”：“春晚节目结构已然成为一种传统，上下左右都已经形成思维定式。在这个大气场中，想冒尖、想突破，在技术上，尤其是视频上容易出活，这是政治保安全、艺术见效果的必杀技。”
2009年，郎昆第五次担任春晚总导演。他将春晚的影像美学理念，做了一次大胆的突破。“我们不但在背景上制作了一个超大的、高清晰度的LED显示屏，我们的8根侧幕立柱、8道侧幕也是全视频化的，整个地面也是全视频化的，3道立柱型伸缩幕也是视频化的。如果你有幸去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厅，你会发现那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但是当灯光暗下来，把视频展示出来以后，观众会突然发现我们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营造了一个无限的大海。”
这一年，“混搭”成了郎昆的必杀技。他将宋祖英与周杰伦混搭起来，让农民歌手与男高音歌唱家一起飙歌，赵本山带出了徒弟小沈阳……但也有一些人是不能上春晚的。“郭德纲的相声，还有许许多多喜剧类的节目，观众在剧场笑翻了天，但是没有办法搬上春晚舞台。很多歌曲观众非常爱听，但是当这么大的屏幕底下把字幕打出来的时候，有些你肯定不愿意让你的儿子、女儿看，你的父母坐在旁边你也会很尴尬。所以，有的人在骂春晚的时候，请一定要认识到春晚的这个国家特征。”郎昆如此解释。喜宏却说：“郭德纲的相声，总爱现挂（相声术语，指演员现场发挥改词——编者按），春晚是现场直播，怎么行！”
“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筹备春晚，郎昆因不满有歌手缺席彩排而毙掉了节目。总策划喜宏说，郎昆在工作中是很严肃的。所有的歌曲节目，郎昆全部压缩在3分钟。他做了一张细致的时间表，将每个时段观众的情绪应该达到什么程度做了详细的节目规划。这一年的春晚不比寻常。2008年是大喜大悲都达到极致的一年。既有汶川地震，又有北京奥运会。而2009年，将迎来建国60周年华诞。郎昆说：“川民唱《天地吉祥》、‘天宫一号’亮相、奥运奖牌拼成‘祖国万岁’，这些都是春晚在完成国家文化属性。”
过春节，如何表现汶川地震？喜宏等人深入四川灾区，郎昆派了《艺术人生》两组人马，到映秀拍摄了两套灾区人民小年这天年夜饭怎么吃的影像。“台领导非常重视，小片来来回回就审了好多次。”最终，川民代表演唱的六字真言《天地吉祥》表达了对全国人民的感恩之情。
在航天板块，仅仅把“神五”、“神六”、“神七”的宇航员请来，观众早就见过了。但把从“神一”到“神七”的“八大指挥”请来，还是第一次。第一轮，郎昆派喜宏和柏松两个组去航天城，请“八大指挥”第一次露面，与杨利伟、翟志刚等航天员一起向全国人民致意。喜宏的工作是让“八大指挥”走正步，但他们却不太会走。“他们平时坐得太久了，坐着指挥，不站着，走不到一起来。”喜宏很头疼：“这不行啊，八大指挥怎么也得走到一条线上啊。航天事业是高度规范化的，八大指挥走出来散兵游勇可不行。”训练了一下午，“八大指挥”却很认真。喜宏说：“他们每年向军委汇报，但向全国人民汇报是第一次。”
郎昆曾提早委托翟志刚带了一包花籽到太空，植物经过太空失重状态变异后会产生新的基因组合，郎昆想花籽变异之后，会不会使它怒放。“我们想用怒放的太空之花，祝愿伟大祖国六十华诞。”郎昆还准备了第二个方案，他跟翟志刚说，“你一定得给我带回那只你在太空招手的手套，我要在春晚上亮相。”结果新闻频道提前把这个曝光了。而花籽在深圳、云南、北京三个太空育种中心联合育种，由于是冬季，开得并不如意。
怎么办？眼看着除夕夜就到了。郎昆说：“我是一个不喜欢发脾气的人，但是那天我用大声说了大话。我说，所有的创作团队要高度重视，中国的‘神七’已经是过去时，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怎么办？那时候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许多人一筹莫展。”这时候想出了一个办法，2011年中国即将向太空发射飞船“天宫一号”，“我们就让“天宫一号”亮相春晚，它昭示着中国科技的未来。”
“天宫一号”的外形当时还是国家机密，喜宏回忆说：“后来最高层决定，在春晚提前发布。”模型是同比例的缩小版，本来是木质的，但郎昆上去一踢就倒了。“这个不行，从台子底下升起来，颤巍巍的，还一堆演员，这要是倒了，不吉利啊。”后来，真金白银，做了好大一个不锈钢模型，“像锅炉一样，花了好多钱。”临近春晚只差三天，却出了幺蛾子。因为模型做得太大了，从航天城运出来，交警不让上国道。“紧急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因为超宽超重超高，警察开道，运了一夜，央视还拆了一个门，才算把它运进来。”
与航天板块的成功不同，喜宏认为奥运节目并不算成功。和1994年大家赞赏王军霞刻苦训练不同，此时金牌战略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争议。最终，节目以奥运运动员穿着运动服集体亮相，身后由金牌、银牌、铜牌共同组成“祖国万岁”而告终。
郎昆在多种场合下都曾说过，春晚的创作团队就像一驾马车，这驾马车需要有一个挨鞭子的头马，总导演就是那匹头马。“真正的驭手是领导，或者说是我们的台领导。有的时候我很羡慕冯小刚，他敢于在《集结号》上打出‘冯小刚的电影’，谁看见过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打出‘这是郎昆的春节晚会’，打死我也不敢。”
2009年，执导了五届春晚的郎昆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试论“春节联欢晚会”》。在他看来，春节联欢晚会不是民众自发的一种民俗特征。回家吃年夜饭、放鞭炮是民俗特征的一个表象，但是唯有春晚是国家意志在那一刻告诉国民，今年的大事、喜事有哪些，今年的快乐在哪里，明年应该怎么更加快乐。这个时候，它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表现。“所以我们说，春晚从主导你度过除夕，到伴随你度过除夕，它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扩大了。” 张子扬：总导演从此要竞标
张子扬只做过一年春晚总导演，而且做完后，就转了行当，搞起了影视剧。可他在春晚的历史中，注定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他是春晚首个竞标上任的总导演。
中国周刊记者杨洋北京报道
199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已经五天没休息、三天没吃饭的春晚总导演张子扬拼着命迎来鸡年，他的第一感觉是从裤腰以下全被汗水浸湿，双手扳控制键已经扳得僵硬麻木。作为第一个竞标上任的总导演，他的压力出奇的大。
1984年，28岁的张子扬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做导演。他的老师白栻本感叹：“张子扬可惜了！若是去话剧院、电视剧制作部门什么的做导演，应该会大有出息。”刚到文艺部，张子扬的自信被各种电子信号击打得荡然无存。他开始留起了胡子：“好像当时电视节目比较少，活也分配得不多，后来我就想要领导知道我是学导演的, 所以就慢慢地留起了胡子来了。”
1987年，张子扬执导的《1987年CCTV英语新年晚会》获“对外宣传节目一等奖”，他逐渐在文艺部崭露头角。张子扬着意在文艺晚会中灌输一种文化意识，他制作的晚会都有主题。1990年元旦晚会题目是《跨入九十年代》，他想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世纪感，年代感，行进感。历史总是不停地向前走，晚会要传达出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步的主旨。”
和在学校时受过的训练一样，每一台晚会，张子扬都要写出导演阐述，有时还像导演戏剧那样找出“形象的种子”。
1989年底, 张子扬同其他几位导演为给中央电视台1990年元旦晚会挑选节目，专程到外地观看地方选送的小品节目，其中一个小品叫《超生游击队》。当时的《超生游击队》，在许多方面还很粗糙。张子扬觉得本子虽不成熟，但将中国的人口普查、计划生育挂上了钩。于是，张子扬果断地拍板《超生游击队》改编后在晚会上播出。他选择了两位演员：黄宏与宋丹丹。当时的黄宏没有什么名气，而宋丹丹还是一位话剧演员，也不曾演过小品。张子扬却胸有成竹地认为“这两个人是演小品的料，他俩演《超生游击队》，肯定一演就火”。节目播出后，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致电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马庆雄说：“《超生游击队》不错，晚会节目就得这么搞。”
1992年，张子扬执导的央视元旦晚会获得中国第六届“星光杯”二等奖，同时荣获“星光杯”最佳导演奖。在元旦晚会过后，刚上任不久的央视台长杨伟光找张子扬谈工作，问到春节晚会时，张子扬大胆提出，台领导太依赖一些有经验的导演，“实际上台里有很大一批人，也很有想法，都跃跃欲试，还不如用投标的方式，可以打破领导的思维惯性，内容和形式也可以出新。”张子扬记得当时谈了很长时间，快吃午饭了，张子扬拿着带子要走，杨伟光送他到门口。走了几步，杨伟光突然叫住张子扬。张子扬回过头，杨伟光大声说：“大有可为啊。”
不久，杨伟光宣布，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将引入竞争机制，首次实行导演与方案招标。9月初，正式进行招标。36岁的张子扬一举中标。
张子扬邀请余秋雨、魏明伦作顾问，力图打造“一台有主题、有结构、有个性的春节联欢晚会”。1993年春节联欢晚会起名为《金鸡唱晓》，虽然是鸡年，但绝不是应景之意。那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这一题目也蕴含了新的希望与生机。
1993年春晚获得中国第七届“星光杯”特别奖。电视在瞬间造出轰动效应，使他的名字连同他的大胡子一起广为人知。张子扬说：“须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光环是借助于这台民族传统节日最高庆典的电子技术的传播，源于国家电视台所承担这一年唯一一次重大传播的独家性，个人只是依附于这个载体的幸运儿而已。”
1994年3月，张子扬从文艺部导演升任国际部副主任，后又成为影视部主任，回归了本行。 袁德旺：总导演就是总碎催
袁德旺以沉稳著称，他认为：“春晚总导演，北京话讲，就是个总碎催。”（碎催，方言，打杂的。）
中国周刊实习记者宫玺北京报道
从1993年开始，春晚总导演的人选从指定改为投标，袁德旺成功中得1997年和2004年两次，可每次他都并非主动请战，“都是领导告诉我，袁德旺你应该去投一次标。”
“我不想当总导演”
袁德旺是中央电视台的元老之一，1983年他从铁道兵文工团转业到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担任导演，当时央视的工作人员还不足500人。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首次向公众播放时，袁德旺就开始参与执导，之后还参与执导过1984年、1986年、1987年、1990年春晚，加上担任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他参与了7届春晚。这7届春晚，当总导演的1997年和2004年，仍然算是不一般的年份。
1997年，香港回归。春晚不能绕过这个重大的题材，也正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春晚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国家意志。这一届春晚，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总导演。
1996年7月，在台领导的要求下，袁德旺参与了央视春晚总导演的投标，并顺利地在一个月后成功中标。
而成为2004年春晚的总导演，更出乎袁德旺的意料。
2003年大事不断，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地区。2003年，也是换届之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产生了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员。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2004年的春晚需要对2003年频发大事件做个回顾，领导对总导演的选择，格外重视。
袁德旺最初没有参与2004年春晚总导演投标，就在距离2004年春晚总导演的投标还有一个星期时，台里领导告诉袁德旺，让他参加投标。
此时，其他投标者早已在数月前做好精心的准备，而袁德旺只是匆忙地整理了一下过往的作品。投标时，袁德旺并没有参加抽签，等到所有导演阐述完毕，他做了一个9分钟简短的阐述。
从登台阐述，到离开总编会议室，不到半个小时。还没有走出电视台大院，袁德旺就接到了时任台长赵化勇的电话，得知自己再次中标。
后来，赵化勇告诉袁德旺：“今年你也知道‘非典’肆虐，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又是第一次带着完整的领导班子过春节，你知道这次春晚的重要性，我们选择你是看上了你过去的履历，认为你能够掌握好这个大盘，所以编委会一致投票选择了你。”
袁德旺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做春节晚会总导演都是领导叫我去投的标，我都是被动的，我没有主动地要求去做这个，因为我最感兴趣的，是体育文艺类。况且我岁数大了，做春节晚会一做就是8个月，确实是一件非常疲惫的事情。”
袁德旺深知春晚总导演光环背后的辛苦，2004年，他已经57岁了。他是执导春晚时年龄最大的总导演。
光环下的“总碎催”
春晚总导演的工作是一场8个月的持久战。每天周而复始且工作量大。袁德旺每天大概凌晨三四点钟睡觉，早上8点就要到台里开例会。白天他要负责协调各种事务，组织栏目组的编导开展工作。“抓作品、抓舞台题材、抓歌词抓歌曲、抓小品，寻找优秀杂技类语言类的节目，我每天都在重复。”
很多演员、作家、艺术家都不习惯早起，央视的编导只能在下午跟他们沟通。等到摸清楚状况，返回台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所以，春晚栏目组每天都要在晚上12点开一个碰头会，汇报讨论当天的工作进展。信息反馈完毕，新的工作部署完毕，已是夜里两点多了。
对于自己的总导演工作，袁德旺归结为三多三少：
三多：会议多、审查多、扯皮多。袁德旺每天都在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候这个会还没开完，下个会已经来了。春晚的审查机制非常严格，1997年和2004年春晚要回归或展望许多大事，要求更加严格。“本来不是事儿的事儿，非要弄出个事儿来……为了一个演员的服装问题，领导能跟你扯上好几天。”
三少：睡觉少、回家少、朋友越来越少。最忙的时候，袁德旺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他几乎每天都住在台里，即使好友从外地过来找他，他也抽不出时间陪伴。“睡眠的不足，体力的不支，会让心情越来越不好，这八个月非常耗费人精力，有时候过度劳累得不知所措，有时候苦闷得你毫无办法。”
2004年的春晚，对于经验丰富的袁德旺来说，像一场战斗，更像一场磨难。四个半小时的节目，全国人民都要看，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得到。春晚每一个单独的节目会在不同的场所排练，最后再集中到现场进行排练。有些节目本身不错，但集中时效果却一般，他要扮演好剪刀手的角色。越接近彩排，他越紧张，心里越没底，这时会有很多领导的意见集中到总导演这儿来，但最终还要他来做决断。
而跟领导协商沟通的压力，不亚于执导春晚的压力。
袁德旺把执导春晚比喻成做一盘菜，他的权力是先做出一盘菜来的权力。“这菜得有荤的、有素的、有绿色的、有带红辣椒的，还有西餐。”前期导演可以自己把控，调动所有资源做出一台自己较为满意的晚会。但是当菜接近完工时，领导开始介入审查，总导演的权力会变得越来越小。
能够指导春晚的人的名单十分庞大。包括管意识形态的各级领导、中央电视台的各级领导，有时候还有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公安部的领导，共青团的领导，妇联的领导，中组部的领导等等。开研讨会时，可能等到第十几位才能轮到袁德旺发言。
“你做了这盘菜，你要打底，领导要来审查、评判你的时候，你只有听的权力、改的权力，你可以辩驳一下，但是你改变不了。总的趋势就是要求你这个拿掉，那个拿掉。”
2004年春晚，原本有个节目，杨少华跟杨义做了一个化装相声，《我是卧底》。相声的大体内容是讽刺电视剧粗制滥造，情节雷同，有点儿荒诞娱乐的讽刺寓意。每次语言类节目审查的时候，《我是卧底》的效果都是最好的，棚内效果十分火爆。历次审查，也都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直到离春节还有三天，录备播时，有领导突然前来审查。审完节目后，所有领导和导演在一起开会，当时正值晚上12点多，大家正在加餐。导演们吃着水饺、喝着酸奶等待领导依次按照级别从上往下发言。级别最高的领导第一个讲话：“今年晚会的节目很不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化装相声这个节目，就不要考虑了。”话音刚落，导演们都愣了，咽不下一口东西。其他的领导也都附和着说，“我们早就看这个节目不对了，怎么就看不出来？这回领导一说，就是这么回事儿，不要了，我看就做决定吧。”
“当时离春晚正式播出还有三天，说毙就给毙了。再找一个节目顶上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没有新节目，那年的春晚整整少了12分钟。
袁德旺只能安慰自己：“我们水平比较低，是我们不了解情况。”
对于春晚的审查，袁德旺有个观点，春晚的节目应该早审查，早审查比晚审查强。这样能给创造者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调整。
从独唱到联唱
7年的春晚经历，让袁德旺懂得了如何沟通，如何妥协。他带出一批年轻编导，也在春晚中学会了妥协。2004年春晚的歌舞类节目总导演陈岚，从1997年大学毕业时就跟着袁德旺，参加执导过大大小小许多场晚会。
在陈岚看来，做春晚的道路，就是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导演们需要在国家宣传和老百姓喜闻乐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2004年，沙宝亮第一次上春晚。当时他深受歌迷的喜爱，其代表作《暗香》也是城市里大街小巷广为传唱的歌曲。但是高层领导认为，他的歌曲与春晚的主题不够贴切，所以一直都没有通过审查。陈岚做了许多变通，《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而《金粉世家》又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推出的重磅剧集。陈岚想邀请当时出演《金粉世家》的演员和沙宝亮一起演唱，用一个联唱的方式上春晚。但结果还是被毙了，几经协商，最后同意让沙宝亮、王珏、眉佳、陈倩倩共同演唱一首“喜气洋洋”的歌曲《唐人街》。“虽然节目我没保住，但至少人我保住了。”
方方面面推荐的关系演员充斥在春晚的舞台上，以歌手居多。演小品的，说相声的几乎没有。可不管是谁推荐来的演员，最终还需要总导演签字，出了问题，总导演要负责。
对于方方面面推荐来的关系演员，袁德旺要做的工作就是“编筐”。所谓的“编筐”就是选定一首歌，然后让关系演员去唱。来一个人就往“筐”里装，推荐的歌手多了，独唱变成二重唱，二重唱变成小合唱，小合唱最后变成联唱。
央视春晚每年都有五次歌舞类节目的审查，首先导演们准备好对于每首歌曲的分析，包括词风、曲风的分析和舞台的表现形式，然后让台里的领导们听歌，进行评判。有时导演知道的事儿，台长不一定知道。部分关系演员的作品，直接被台领导否认，无法通过春晚的审查。导演必须要跟领导做好沟通工作，但又不能跟领导讲明。有时候，这场哑谜只有一个电话打到台长那儿，才能结束。
“所以会有一部分歌手，可能上了七八次春晚你也不会记得他，根本叫不出什么名儿来，只是看着可能有点儿眼熟，但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陈岚说。
别对春晚诉求太高
经历了七届春晚，袁德旺看过太多的因春晚而走红的明星。
“今天他的出场费要一千，上了春晚之后就敢要一万。”袁德旺说，“很多人削尖脑袋也要上春晚。一年他什么节目都可以不上，但一定要上一次春晚。因此就有可能发生潜规则，行贿、送礼、找领导、找关系，有利于他能上春晚的人，都会送。没有关系开始搭关系，只要是能上就行。”
而在这个名利场中镀金的，也不止是明星们。“在央视春晚干总导演的这些人大部分都升了职。有当副主任，主任，甚至还有当局级干部的。”
2009年，袁德旺从央视《朋友》栏目制片人任上退休，“年龄到了就退休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和台里其他退休的人一样。”
退休之后，袁德旺也参与执导过地方卫视的晚会和节目。
离开春晚8年了，袁德旺能够正视自己执导的春晚。他自认，自己执导的两届春晚不算很成功，只能说表现一般。
作为1983年进入央视的老人，他和很多观众一样，觉得还是1980年代末，黄一鹤、邓在军执导的春晚更好看。
虽然现在很多人批评春晚，可袁德旺认为春节晚会不能停，应该先尊敬它，再批判它。
在他看来，人们对春晚的各种批评，表明这个国家民主程度提高了。导演们不但不应该厌恶这些批评，反而应该欢迎别人批评。有批评，起码说明老百姓还在乎春晚。但他也认为，别指望现在的春晚能获得早期春晚那种万众欢呼的场面。
“春晚并不是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或者很伟大的、能哺育人们思想的一台晚会，它就是一顿民俗的年夜饭，给大家过年的时候，带来一些欢乐，不过如此而已。决不能对春节晚会寄以很高的诉求，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艺术上的。”